田野與文獻研習營:南中國海地區的歷史與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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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近世閩南文化研習營:田野與文獻」,2011年後更名「田野與文獻研習營:南中國海地區的歷史與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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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田野與文獻研習營」心得報告-台灣大學人類學研究所博士 顏廷伃

 前言
  「田野對於一個學習考古學的人來說應該是不陌生的,但是針對歷史階段明清時期的歷史所進行的歷史人類學田野,我的田野經驗除了較易於適應野外高溫的不適之外,似乎完全派不上用場。但無論如何,對於有志進行歷史考古學研究的我,無疑是一次絕佳的機會,讓我獲益良多。研習營期間,諸位老師不論在課堂或田野上,都極力引導學員在大歷史脈絡的背景下,重新思考地方史料背後的構成因素,以期了解史料形成的背後因素及影響,尤其進入田野之後,針對地方性資料的蒐集除了凸顯本研習營中對於歷史人類學研究方式的體現之外,當下形成田野資料與歷史文獻並陳的態勢,才是我們開始思索所謂歷史人類學」研究意義的開端。
田野與文獻資料的蒐集
  宋怡明老師於研習營中進行的專題演講「國家、地方社會與歷史:方法論與田野資料的辯證」中,認為可將文獻視為一種策略性的東西,它的存在與否可能會影響權力結構,因此包括田野與文獻資料的應用,實均為重新思考歷史的工具。但是研究過程中又需注意地方社會轉化與大歷史之間的關係,同時關注微觀與宏觀歷史之不同的研究視野。在這樣的概念下,促使我重新思考所謂的「歷史人類學」,其實這個名詞不論是在歷史界或人類學界,均早已被廣泛運用,但它是否可以被視為一個人類學的分支,目前尚未有定見,但至少包括張小軍、莊英章等諸位學者,都同意將「歷史人類學」視為一種研究方法和視角。   而莊英章更認為與其爭辯「歷史人類學」是什麼,倒不如思考「歷史人類學」做什麼,且更重要的是人類學與歷史學如何藉由彼此的學科專長,發展新的研究領域。同樣的,各學科也有其各自的弱點,如人類學者以往在進行漢人宗族研究時,大多侷限在宗族結構本身的探討,而欠缺從整個歷史架構的全盤了解(張小軍 2003,莊英章 2005:156-159)。此外,賴鳳霞也認為當我們閱讀「史料」時,尤其需注意構築這些史料和行為的背後,其實是有一層層地方上及更廣闊意義上的歷史過程;但是「歷史」又是什麼,如果說所有的現象都是由所有處身在社會性時空的人所造成,而這個社會性時空則是由文化所界定,至於重要事件之所以留存在們的記憶中,本來就是一個選擇過程的話,那麼我們在思考這些史料背後的意義時,或許需進一步思考如辯證的結構過程、人的能動性等之影響因素,重新解構歷史(賴鳳霞 2009:109)。即便如此,歷史人類學的形成還是來自於扎實的歷史研究,從中得到理論,而不是用人類學的理論去套歷史(張小軍 2003:2)
  在這些概念的前提下,也讓我重新思考歷史研究中田野與文獻資料的蒐集方法與過程,除了分別從歷史文獻與碑刻、口述歷史方向著手之外,其他如出土有早期文化遺物之考古資料,以及與建築或古井的形式、材質相關之藝術史資料,均可能同時作為探討聚落發展與歷史背景的參考。以下即以南澳鎮為例,作為思考相關議題與提問的方向。

回歸歷史問題
  如果參酌史家綜合南澳的開發歷史,說明宋末元初,南宋端宗景炎元年1276)冬十一月,宋帝昰自泉州移蹕潮州駐南澳,使得南澳一時間人文薈萃,相傳宋帝將都南澳,築成山麓為東京地,後陷落為海,俗云「沉東京浮南澳」即此。但之後一直要到明初才記載當時倭寇縱橫海上,時為邊患,太祖洪武十九年(1386)命信國公湯和經略海上,因南澳當時為盜賊淵藪,因此於隔年(1387)徙澳民於內地,但之後於明成祖永樂二年(1404)撥澳民回籍耕種。到了永曆七年(1409)倭寇為亂,南澳為其巢穴,於是又遷澳民於蘇澳灣,墟其地。至萬曆四年(1576)置南澳鎮,設協守漳潮副總兵於南澳駐紮,下轄南澳游兵、柘林守備二寨、防倭中哨二游、福廣二營陸兵。直至清初康熙二十四年(1685)平定台灣鄭氏之後,設南澳總兵,移廈門鎮總兵官,併中左右三營官兵駐南澳。而南澳因地理位置特殊,尤其在明朝寸板不許入海的海禁政策,以及惟不通商,而止通貢的朝貢勘合貿易制度的雙重限制下,那些已違禁下海通商貿易的民間海商,為了繼續從事海外貿易活動,多以海外諸國貢使及通事的身分,導引海外諸國的船隻入貢明朝,而從中獲利,使得當時閩廣沿海私販番貨的貿易活動隨之興盛起來。這個情況到了正德年間(1506-1521),廣東地方官府因連年用兵,造成庫藏日耗,至正德九年(1514)明朝對於往來於廣東沿海的海外商舶已許官府抽分,公為貿易。正德十六年(1521)明世宗嘉靖皇帝即位後,勒令廣東官府凡奸民私船,不系入貢,即入貢不以期,及稱諸夷君長遣使貿遷者,并拒還之,同時還申令自今海外諸番及期入貢者,抽分如例,若不來勘合及非期而以貨至者,皆絕之,使得先前得以假冒入貢之故伎已不可行。嘉靖二年(1523),葡萄牙戰船武裝入寇廣東新會西草灣,為明朝官兵所敗,除了驅逐葡萄牙船出境外,也阻絕安南、滿剌加等番舶,並於浙江禁止日本貢使來華互世,但另一方面則促使民間海商與之聯合發展私市貿易,他們主要往漳州府海面地方私自行商,而當時所謂的漳州府海面地方,應該就是南澳。直到嘉靖八年(1529),提督兩廣侍郎林富上疏明廷,力陳番舶之利,明朝遂於當年重開廣州市舶,然而海外諸國欲避廣州市舶抽稅,而民間海商亦欲省卻陸運之費,於是福人導之改舶海滄月港,浙人又導之改舶雙嶼,使得東南沿海一帶鳩番私市貿易蔚為風氣。嘉靖三十一年(1552)發生由鄭文俊、林碧川、沈南山等率倭夷二遷入寇浙東的壬子之變,其後浙海市門已為明朝官軍所閉,於是日本富商乃與福人潛通,改聚南澳,以為私市貿易之所,於是當時南澳倭夷,常乘小舟直抵潮州廣濟橋接賣貨財,往來南澳,於嘉靖壬子至戊午(1552-1558)年間,因浙直攻捕之嚴,番舶無所容,俱於南澳互市,福建捕急,則奔廣東,廣東捕急,則奔福建。明代隆慶(1567-1572)年間,議止通東西二洋,不得往日本倭國,亦禁不得以硝磺銅鐵違禁之物夾帶出海,隨後又在海澄月港實行稅舶以充兵餉的餉稅貿易政策,因此將月港周邊的島嶼口岸均納入其管轄範圍。由於南澳地處漳潮海中,介於閩粵二省之區,上通日本、呂宋等東洋諸地,下通交趾、暹羅、爪哇等西洋諸國,遏當時東西洋針路分道要衝,是東西洋船出入海澄月港的必經之地,因此成為海澄月港的附屬口岸之一。明崇禎六年(1633)荷蘭東印度公司駐台灣第四任總督普特曼斯(Putmans)率領荷蘭戰艦八艘,併聯合當時海寇劉香及李旦之子李大舍等數十艘戰船,突襲廈門、南澳等地,企圖逼迫明朝同意們在中國沿海進行直接貿易的要求,後來明廷派遣鄭芝龍率領明朝官兵與荷蘭人決戰於金門料羅灣,一舉大勝,鄭芝龍後於崇禎八年(1635)合粵兵大敗劉香於廣東田尾洋,累遷三省總戎大將軍大督事南澳總兵,開始從事鄭氏集團的海外貿易活動。明清鼎革,清順治三年(1646)鄭芝龍降清,其子鄭成功與陳輝、施琅、陳豹、洪旭等九十餘人至南澳,收兵千人,出沒海上,持續抗清。1650年鄭成功取廈門、粵東,且自順治二年至康熙元年(1646-1662),鄭氏部將陳豹鎮守南澳十餘年,包括金門、廈門而成為鄭成功抗清即從事海外貿易活動的重要基地。康熙元年(1662),清廷下令遷界,翌年(1663)鄭氏部將南澳鎮杜輝降清,至揭陽受撫,澳地遂墟。康熙二十三年(1684)清朝平定台灣鄭氏後,弛海禁,展遷海界,南澳民盡復舊業;隔年(1685),清廷設南澳總兵置福廣二營鎮守南澳,因清廷弛禁展海,遂使得民間海外貿易活動又興盛起來(聶德寧 1995)。
(一)宋元時期南澳狀況
  如果考察齊翀《(乾隆)南澳志》卷三《建置》,可見其記錄南澳的歷史係始於明太祖洪武二十年(1387)命信國公湯和經略海上徙澳民於內地一事。但是如果參考明嘉靖進士東里人陳天資於萬曆二年(1574)所修撰的《東里志》,其中〈澳嶼〉篇中即提及「侍郎洲,在南澳海中,景炎元年,帝舟遷於潮州,駐蹕紅螺山,明年正月,遷于惠州之甲子門。…訪陸秀夫墓在海澳山北青徑口,第碑失漫不可循,于是作祠於韓山祀之。但議者魏秀夫負幼帝沉于崖門,越七日,張世杰乃於海上得帝尸,及召書之寶,葬於行管」(饒平縣、汕頭市地方志編纂委員會辦公室 199028-30)。而目前南澳鎮上仍有路秀夫墓與宋井等遺跡,但由於相關歷史文獻未有直接證據,因此其確切遺跡仍待確認。
  不過如果參酌近年來南澳一號沉船的發掘,其位於南澳縣雲澳鎮三點金海域,近鄰宋井處,出土的陶瓷器以青花瓷盤、缽為主,亦見白瓷、醬釉龍紋四繫罐等器,大部分屬於漳州窯系的產品,但也有部分與江西景德鎮民窯產品接近,根據瓷器類型判斷,目前認為應屬明代萬曆時期之沉船(吳占才主編 2004)。雖然這艘沉船目前被認定屬於明代萬曆時期的沉船,但是根據研習營期間參觀位於后宅的海防史博物館,發現早期打撈南澳一號沈船出土的陶瓷器中,也夾雜少量宋元時期的黑釉器,雖然這些遺物未必同屬於南澳一號所有,可能為宋元時期活動於周遭海域的沉船或海拋等水下遺留物,但均顯示宋元時期中國商船可能以活動於周遭水域。但是即便如此,仍未有直接證據確認南澳島上宋元時期的遺跡,有關這個部分的史料,可能有來未來相關的考古調查與研究,方得以進一步補足。
(二)明代朝貢貿易至私市貿易的影響
  明清時期,潮汕地區較為重要的外貿港口包括庵埠港、柘林港、樟林港、汕頭港和南澳港,其中柘林與南澳的海外貿易主要盛行於明代嘉靖至萬曆初年。在南噢,官府與民間海上貿易私商的關係,正是所謂的市通則寇轉而為商,市禁則商轉而為寇(杜經國、黃挺 19941429)。因此,有關從朝貢貿易至私市貿易間的私商與官府間的關係,即處於一種變動性的流動狀態。參考立於萬曆十二年(1584)的《南澳鎮誠漢壽亭侯祠記》,立碑者為第四任副總兵于嵩,他同時也是倡修《南澳志》的人,其內文有「遑自于君蒞鎮先聲制勝,海氛屏息,輕裘緩帶,諸務畢舉,若辟土田,以膳兵食,開市集以通貿易,茸盧舍以奠民居,種種可述」,顯示官方也開始重視市集的開發與兵餉之需。
  如果參酌《南澳山種樹記》(萬曆二十二年,1594),立碑者為蓟遼保定山東等處,防海禦倭中軍都督府署都督檢事陳璘,其內文有「美哉形勝乎,第惜彼其濯濯也,既渡而周覽焉,又喟然嘆曰,佳哉風土也,第惜彼其乏材也,臣潮州衛鎮撫楊子汪咸在焉,余因召而謂之曰,澳中佳山土膏最良,豈不有蓄材之法,余購松苗四萬、杉苗三萬,有奇命三子督各營卒,分布于城後暨左右各山麓,皆遍植之」,則顯示當時的南澳實為童山濯濯,但尚不確知此為原始現象,或大部分的樹木已遭清除,但至少說明當時已有木材之需而有種樹的打算。
(三)清代展界的影響
  康熙元年(1662),清廷下令遷界,直到康熙二十三年(1684)清朝平定台灣鄭氏後,弛海禁,展遷海界,南澳民盡復舊業。清廷展界的過程,實則顯示其置兵防的最後防線。這個現象與明太祖洪武二十年(1387)徙澳民於內地,以及永曆七年(1409)倭寇為亂,又遷澳民於蘇澳灣墟其地時,南澳與柘林之間的關係相仿。參酌南澳總兵府内,陳列着一幅貝雕嵌漆畫屏風仿制品,3米,總宽6米,由120.5米宽小屏风折合组成。清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南澳總兵周鸿升六十壽誕,其同僚部属,請人製作了這個屏風作为賀禮,祝壽圖中央繪製了背枕金山三面環海的南澳城,總兵鎮、軍營、房舍、廟與、牌坊、關隘等主要建築一應俱全,其中又以鄭芝龍坊及貴丁街的儀仗隊最為醒目。畫屏風背面為為周總兵親眷弟曾華蓋撰寫之麟翁周鎮台壽序,序文1200字,他係於康熙九年(1670)登進士,文中列舉周鴻升的軍功和品德。而南澳這種繁榮景象,學者覺得是因陳豹扼守其地,因此沒有受到清人遷界的影響。而這幅畫屏風目前由法人雅各.瑪蘭德所收藏(吳占才主編 200410-11223-225饒宗頤 19953-4,黃迎濤 200175)。這幅畫屏風除了可能說明南澳展界後的狀況,也提供當時南澳總兵府周遭圖像的重要資料。
除此之外,對於稅負與兵餉之需,參酌《皇明兩院詳允南澳海桁禁示碑記》(萬曆四十二年,1614),及《奉廣東督撫兩院會禁雲澳網桁碑記》(康熙六十一年,1722)等,均顯示當時官府對於民間漁業稅負的監管。除此之外,如果參考清乾隆《潮州府志》卷二十三《鹽法》提及「東界海山二場,雍正十一年詳請分轄,東界管轄新村、大港、下灣、柘林四柵,共鹽田三千八百三十四屚,晒池九千三百五十五口,海山管轄浮任、東邊、隆澳三柵,共鹽田一千七百三十六屚,晒池六千四百二十口。共徵課銀七百三十四兩二錢一分四釐,悉歸東界場大使徵收彙解,惟隆澳柵鹽課就南澳同知徵收解充兵餉。」也說明鹽收也是此時重要的兵餉來源。

四、結論
  綜合以上初步的分析,可知田野與文獻資料都是讓我們重新思考史料背後的意義,以及歷史發展過程的重要基礎,而不同類型的田野與文獻資料,或許也說明學科之間各擅所長,但同歸於一的研究目的。
 
 
 
 
 
 
參考書目
吳占才主編
  2004  《南澳線文物志(增修本)》:10-11223-225,天馬出版有限公司,香港。
杜經國、黃挺
  1994  〈潮汕地區古代海上對外貿易〉《潮學研究》113-33
莊英章
  2005  〈歷史人類學與華南區域研究若干理論範式的建構與思考〉《歷史人類學學刊》31):155-168
張小軍
  2003  〈歷史的人類學化和人類學的歷史化:兼論被史學「搶注」的歷史人類學〉《歷史人類學學刊》11):1-28
黃迎濤
  2001  〈清南澳總兵考〉《潮學研究》974-99
廣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2011  〈南澳I號明代沉船2007年調查與試掘〉《文物》2011(525-47
聶德寧
  1995  〈明清時期南澳港的民間海外貿易〉《潮學研究》334-47
賴鳳霞
  2009  〈反思歷史人類學〉《歷史人類學學刊》72):105-137
饒平縣、汕頭市地方志編纂委員會辦公室
  1990  《東里志》饒平縣、汕頭市地方志編纂委員會辦公室
饒宗頤
  1995  〈南澳:台海與大陸間的跳板〉《潮學研究》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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