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野與文獻研習營:南中國海地區的歷史與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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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近世閩南文化研習營:田野與文獻」,2011年後更名「田野與文獻研習營:南中國海地區的歷史與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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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田野與文獻研習營」心得報告-台灣大學歷史所碩士班 蕭世偉

  為期十四天的「田野與文獻研習營:南中國海地區的歷史與文化」研習營,結合了講座、文獻與田野調查,雖然辛苦,但也讓與會的學員獲益甚深。以往的歷史研究,常常是在圖書館中找尋文獻,經由史料中彼此的考證,而推論出可能的歷史事實。但此次研習,讓吾人對探求歷史的視野更為擴大。如同陳春聲教授〈走向歷史現場〉一文所述,走向歷史現場--文獻解讀與實地調查的結合,踏勘史蹟,採訪耆老,蒐集文獻與傳說,來進行具有深度的密集討論,這樣兼具歷史感與現場感的學術思考,這只有田野工作研究者才能領會。「置身於歷史人物活動和歷史事件發生的具體的自然和人文場景之中,切身感受地方的風俗民情,瞭解傳統社會生活中種種複雜的關係,在這樣的場景和記憶中閱讀文獻,自然而然地就加深和改變了對歷史記載的理解。[1]
    也因此,不論在金門或是粵東潮州地區,我們一方面閱讀文獻,一方面實地探查歷史現場,使得我們進一步瞭解區域的神廟系統、宗族社會、國家與地方社會關係、歷史與傳說,不再只是平面的推測想像,而是更能立體地理解長時期該區域內在社會結構的轉變和外部環境的影響。以下便談論這十餘天觀察的心得:   田野工作者的諺語:「進村找廟、進廟找碑。」寺廟可說是區域社會的田野博物館,它蘊含了村里的親疏關係、信仰文化,也是許多碑文所在。從一座廟中的不同時代的碑文中,也可看出在歷史動態的過程,國家與地方的關係,以及家族的興衰變化。例如我們在金門水頭的金水寺(關帝廟)的三塊碑文可知,最先在康熙二十八年的「鼎建關帝廟碑記」,倡建者為軍人(金門鎮左營游擊陳才),而在碑末有金門各鄉的署名。其中已可看出水頭黃厝的勢力。而在乾隆二十八年的「重修關帝廟碑記」,除了有著軍人(代表國家)、水頭黃家的署名外,也有後浦的許姓與陳姓等「金島紳衿鄉耆士庶」外,仍可知曉金水寺為全境膜拜的廟宇。但在光緒三十一年的「重修武廟題名碑記」中,軍隊的勢力已然退出,吾人從《金門志‧兵防志》可知,在同治六年「國朝改營新制」中,金門駐軍裁汰大半。而金水寺亦從全島廟的規模轉變為水頭當地的信仰。吾人在此次的田野研習中,亦觀察出宗族社會的凝聚力與影響。在中國南方各省的宗族制度社會,有著濃厚的尚文傳統,例如廣置族田、興辦族學、鼓勵參與科舉等。印象尤深的是,在金門瓊林地區,獲得功名者屢見不鮮。宗族藉由共同的血緣關係,互相照應,參與了國家的科舉制度,並以功名地位為基礎,讓宗族在地域社會中更形壯大。[2]而宗族中,又分為大宗、小宗,亦分為從某個世祖為祭拜的起始。在一個宗族系統中,分成了更多的「次宗族系統」,更讓整個地域社會的面貌更形複雜。
 
從傳說看歷史
    在田野中,另外可以關注到傳說與歷史之間的關係。雖然傳說含有虛構的成分,但也可看出當時人對所處環境的認知。吾人便以湖寮鎮以及百侯鎮的兩種傳說為例。湖寮鎮的藍氏為當地之大家,據《藍氏族譜》記載,「湖寮之藍,宋末有興公者,避亂來自閩汀寧化之石壁鄉,抵今大埔之莒村社止焉。[3]在當地訪問藍氏家廟的長者時,也說明其家族是由興化石壁遷來。然而吾人在《大埔文史》一篇〈賴家與藍家易地而居〉,「..相傳大興公當年居住在距湖寮甚遠的山區..[4],又可見出藍氏或許是居住在山區的畬族。而在宋代時有中書侍郎詹學傳為避戰亂,南遷至寧化石壁,繼而至海陽縣長窖村(即湖寮),而受當地長者藍關明之邀定居。吾人從此記載亦可看出當地的藍氏接受中原化的過程。而在百侯鎮中,則有蔡仙人開水圳的傳說。當地流傳兩種傳說:一是侯北地勢較高,無水灌溉,蔡仙人用仙杖畫地,開成大水圳,即是現今的蔡仙圳。另有一說是,一位蔡老人帶領大家尋找水源,開挖大水圳,但在即將竣工之時,蔡公受傷而死。為了紀念蔡公,村人在圳頭興蓋蔡公廟。爾後傳說蔡公已成仙人,因而稱之為蔡仙人,水圳名為蔡仙圳。有趣的是,侯北村有灌溉水圳,侯南雖然沒有,倒也有一種說法:侯南村田地多為望天田,全仰賴雨水作為灌溉水源,蔡仙人原也替侯南村開圳引清遠河之水灌溉,但河邊廟宇的神明看見後,害怕水圳開成後,便無人再來祭拜求雨,便暗中破壞。其實本是村人測量失準而未開成,而演化成蔡仙人在侯南失敗的神話故事。當地士紳藉由題記和建廟的序言,將蔡仙人的故事重新解釋,進士楊文振將蔡仙人定名為蔡十娘,強調「十娘之明德遠而食報薄也」,而在乾隆年間,便有了蔡仙人廟。原本只存於傳說的蔡仙人,經過仕紳的建構,形成了合法的神明,享受鄉人的祭祀。這種附會,或可反映出在清初百侯人口不斷增長,糧食問題成為村中的大事,這條水圳也可說是村中的生命線,藉由形塑蔡仙人為守護神的形象,也是在此脈絡下可理解的事實。[5]
 
水利農業與地方勢力
    水源的問題,不僅在百侯,我們在湖寮也可見到這類史實。「在明清時期,北方的移民和江南、江西、湖廣人民,沿著贛江和湘江水系,進入閩、粵、贛和湘、粵、桂交界的山區,從事生產開發活動,並進一步進入嶺南的珠江水系。嶺南地區的開發除粵東地區之外,已伸展到雷州半島和海南島。一部分人還移居到海外的南洋群島以及美洲大陸。[6]」從整個南中國海區域的視角來看,隨著明清時期人口快速的增加,糧食的需求也隨之增高。解決糧食生產問題的最主要途徑就是尋找更多土地資源,粵東山區於是成為了拓墾者的目標之一。以湖寮鎮為例,吳、藍、羅、黃、何等姓,定居在此可追溯至六百年前,約當明中葉時期。耕地獲得之後,也必須有充足的水源以確保糧食的產出,在當地的文獻〈湖寮田山記〉中,可以看到由於爭取水源的緣故,在嘉靖年間,在上游伐林聚利的雙坑何氏與受到影響的六社爭訟有司,經年累月纏訟。而當地也因各姓的聯姻形成一股地方勢力,如吳氏與藍氏的結合。而從田野調查區域研究所觀察到的現象,也可放到大歷史的脈絡來理解:鄉紳階層的崛起。里甲制度立意為在現存的社會結構的基礎上,形成人口居住、土地占有和賦役責任高度結合的機制,實現基層社會控制的一元化格局。朱元璋推行里甲制度,便是希望以安分守法的地主富民為地方領導層的鄉村等級秩序,形成「以良民治良民」,「富者得以保其富,貧者得以全其生的理想社會。」然而隨著時間推移,里甲之間賦役負擔愈顯輕重不均,各里甲的人丁事產消長不齊。原本里甲制設計的原意便是保持著封閉的小農社會狀態,但隨著經濟的發展、土地兼併的加劇和賦役的加重衝擊和推進下,人口和土地的流動、分離,里甲首領已無法確定掌握該里甲確切的人丁與事產。而日趨分化的社會現象,也使里長、糧長的權威體系崩解,取而代之的則為新興的士紳階層。仕紳階層為依託在學校制度、科舉制度以及官僚制度而成立的階層社會。學者指出,科舉制度也產生,大量擁有功名的人士,沉澱於地方社會,而在地方結構中,形成一個穩定的系統。同樣是鄉紳,明代的仕紳社會又與宋代有所差異。宋代的仕紳主要僅限於繩擔任官職的人,而學校生員並無特權地位,舉人也非終身性頭銜。反觀明代,仕紳階層包括只有功名而未曾擔任過任何官職的人,因為人數眾多而形成地方菁英的主要力量。而明廷給予士人的社會政治地位亦稱優厚。[7] 宗族的勢力延續到清初,以百侯鎮在三藩之亂時期為例,康熙時期的朱纘,以復明為口號,在大埔與朱纘部隊相抗衡。官軍與鄉勇終究擊敗朱纘部隊。其中肖若谷(楊家女婿)率領的鄉勇,功勞最大。在乾隆《大埔縣志》與其家族族譜中,也將其形塑成一個地方英雄。三藩之亂雖然對百侯地方社會造成一定混亂,但在抵禦敵方的過程中,也建立了地方的武裝力量,穩定了百侯鎮的社會秩序,並維持下去。[8]
 
地理區位:市鎮的形成
    除了國家與地方關係、宗族社會的形成,以及水利開發與耕地的關係外,我們在此次田野調查研習中,亦可觀察出河運對粵東地方的重要性。在去年的新聞報導,談及大埔縣的文化工作人員在湖寮鎮河頭村發現一塊禁陋弊碑,在梅潭河畔設有碼頭,每天最多有百餘艘船輪流裝載貨物,而有些船戶利用鄉紳的庇護強搶裝載,如碑文所載「強者飽,弱者饑,苦樂無均。」所以特別立碑以規範社會秩序:「裝載貨物,務宜從公,依班序輪流,不得恃強,借稱本班名色,搶貨裝載,如埠頭通同射利,虧損窮民,查出責革。」據當地居民所指稱,這塊古碑設立於大埔縣城的仁和大橋附近,《大埔縣志》記載此地設有碼頭、館棧與古道,漳泉的貨物經此可來到梅潭河下游的潮汕,相對地逆水沿梅潭河可至漳州、廈門等地。[9]
    而離湖寮鎮不遠的三河鎮也有類似的機能。三河鎮是該縣境內的汀江、梅江、海潭河三水匯合成韓江的起點,宋代即有設官處理鹽務,到了明嘉靖年間,更是形成往來的集市,近代更是軍事戰略要地。而正如陳春聲教授所說,「要理解特定區域的設會經濟發展,有貢獻的做法不是去歸納特點,而應該將更多的精力放在揭示社會、經濟和人的活動的機制上面。我們多明白一些在歷史上一定的時間和空間條件之下,人們從事經濟和社會活動的最基本的形式方式,特別是要辦成事時應該遵循的最基本的同情,我們對這個社會的內在的運行機制,就會多一分理解之同情。當然,要達到這樣的境界,回到歷史現場的追求,就不是可有可無的了。」[10]
    區域研究要觀察的,不僅僅是特殊性,還有共通性。百侯鎮與三河鎮的區位,在江西的市鎮也可發現有相同特點。百侯鎮的墟市貿易,與江西的市鎮貿易,都是中國傳統的商品交換形式。如同日本學者加藤繁所言,清代的中國村鎮定期市是地方經濟的動脈,它經歷了幾世紀演變,直到二十世紀並未因現代化過程中外來勢力的影響而衰頹沒落;相反地透過其階層性的結構,逐漸於各市鎮、都市等國內外市場相聯繫,因而構成一個整體性的貿易網絡。[11] 以江西河口鎮為例,明清時代其為「雲、貴、川、廣、兩湖等省通衢,商旅差使往來絡繹。凡有行李貨物過山,均係投行,轉交歇夫店家保雇人夫挑運。」而明初以後,贛江水運已蓬勃發展、商旅日繁,到嘉靖、萬曆時,河口已成為「舟車四出,貨倉所興」的地方。河口鎮以茶市聞名,在康熙初年後,中國茶葉開始出口歐洲,至嘉慶年間,清廷禁茶出海南運,因此安徽、福建等茶集中至河口鎮的茶市,由此沿信江而西,轉入贛江,南下大庾嶺,用人力擔過梅嶺關,再由南雄沿北江至廣州,經十三行商人出口。當時河口鎮上茶商廠號林立,一時稱盛。在上海成為通商口岸後,集中在河口鎮的茶的出口港埠漸由廣州移至上海,從河口鎮至上海的商業之路成為聞名的紅茶之路。當時茶莊、牙行遍布,然而光緒末年,日本、印度、錫蘭的茶業加入競爭行列,加以此地茶莊虧損,茶市轉移至九江,在轉至漢口,河口鎮的茶市因而凋蔽。[12] 同樣地,粵東山區的市鎮跟江西的市鎮有何相同或相異之處,值得進一步研究。
 
結語
    此次參與「田野與文獻研習營:南中國海地區的歷史與文化」,對本人來說算是新奇的體驗,以往未曾到過中國大陸,這個感覺既熟悉又陌生的社會。長久以來在歷史課本的印象中,似乎是鐵板一塊,呈現的面貌總是單向的,感覺上整個中國就是同一個樣子,同樣的歷史進程。然而透過實際的田野觀察,中國廣土眾民,同樣在潮州地區,城市與鄉村、臨海與山區便呈現出不同的風貌。不同的樣貌,卻也有相同的議題,例如軍事、宗族與社會、國家與地方關係。而透過河流的連結,上游與下游也形成一個共生連結的區域。一開始抱持著觀光的心態前往,以為只是研習,就是上上課,再看看風景,談一談心得。在飛金門的飛機上,心裡的期待溢於言表,或許這十五天是輕鬆愉快的夏令營。當然事後證明並非想像中如此美妙,而是辛苦閱讀史料、專心聆聽演講,以及在酷暑中揮汗進村找廟、進廟找碑的旅程。在金門時,思索著浯島歷史地位的變與不變。從唐宋以來的軍事戰略地位,一直到國共對峙的年代,如今褪去肅殺的面貌,轉變成兩岸溝通的橋樑,不變的是強烈的宗族認同和傳統的閩南建築文化。昔日的十萬國軍在金門的景況,如今已無得見,但印象中那個金門,仍然是戰地的代名詞,這也許是歷史記憶的延長吧。從金門城想見昔日的所城,從後浦看見傳統與現代交錯的金門,從水頭看到昔日洋樓風華,以及今日車水馬龍穿梭兩岸來往碼頭的商旅和遊客。瓊林的蔡家,進士滿門,宗廟的牌匾仍能提醒著我們注意功名對於家族力量的維繫。離開金門,搭上小三通的船隻前往中國,這是在二十年前難以想像的事。也許只有歷史能提醒我們有這麼一段過去。從廈門到潮州、潮州至大埔的路程和人文差異,更加說明了中國的廣袤與複雜性,並非一語就能概括中國的歷史文化。這說長不長,說短也不短的研習營,在忙碌又累人的過程中,要感謝的就是主辦老師的用心良苦,精心安排研習課程。田野老師群的指導,適時提供我們一些想法和提點。也讓我感受到研究工作不是閉門造車,而是仰賴小組團隊的幫助和鼓勵。回想研習營的點點滴滴,一早便爬起來趕車,到了田調地點,又如同獵犬找尋目標般,必須從蛛絲馬跡中解讀出一些與文獻相印證的訊息。潮州城的牌坊林立,說明了南方的文風鼎盛;龍湖寨、柘林寨等軍事設施,又與潮州城有著不一樣的風貌。粵東山區的大埔縣,潮州話與客家話交雜,形成複雜的人文景觀。一路走來,雖然辛苦,但也收穫良多,很榮幸遇到這麼多的良師益友,像是在南澳島的星期日晚上,在討論結束後,跟著田野老師和學員們在海邊閒聊,真是令人難忘的美好時光。也希望研習營能夠繼續辦下去,讓更多的學習者都能有幸享受這一段說來辛苦但收穫豐富,滿載回憶的學術之旅。



[1] 陳春聲,〈走向歷史現場〉,收入於肖文評著,《白堠鄉的故事:地域史脈絡下的鄉村社會建構》,
  北京三聯書店,2011年,頁VI-VII
[2] 杜正勝主編,王健文等著,《中國文化史》,台北三民書局,2004年,頁166-169
[3] 藍海文編,《大埔縣藍氏族譜》第一冊,香港天馬圖書公司,2003年,頁19
[4] 《大埔文史》第21輯,2003年,224-226頁。
[5] 肖文評,《白堠鄉的故事:地域史脈絡下的鄉村社會建構》,頁311-318
[6] 樓宇烈主編,《中華文明史》第四卷,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年,頁18
[7] 王天有、高壽仙著,《明史,一個多重性格的時代》,台北三民書局,2008年,頁181-185
[8] 肖文評,《白堠鄉的故事:地域史脈絡下的鄉村社會建構》,頁129-133
[9]  〈廣東大埔發現清康熙時期禁陋弊碑〉,中國評論新聞網,網址:http://www.chinareviewnews.com/doc/1018/8/6/4/101886485.html?coluid=55&kindid=1153&docid=10188648520111029日。
[10] 陳春聲,〈走向歷史現場〉,頁IV-V
[11] 劉石吉,〈明清時代江西墟市與市鎮的發展〉,收入於梁庚堯等主編《臺灣學者中國史研究論
   叢:城市與鄉村》,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2005年,頁289
[12] 劉石吉,〈明清時代江西墟市與市鎮的發展〉,頁299-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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