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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野與文獻研習營:南中國海地區的歷史與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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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近世閩南文化研習營:田野與文獻」,2011年後更名「田野與文獻研習營:南中國海地區的歷史與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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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田野與文獻研習營」心得報告-臺灣師範大學歷史所碩士班 葉妍伶

     早在兩年前,田野與文獻研習營開辦時,就已耳聞本研習營的宗旨,是倡導在田野裡讀文獻,「走入歷史現場」。走入歷史現場的感覺是什麼呢?我好奇。參加前兩屆的學長姐、同學,總以兩個字來總結形容:「精實」!然後在知道我報名參加之餘,耳提面命的提醒我「要穿雙好走的鞋」、「要戴頂大大的遮陽帽,以防中暑」、「要擦防曬,免得曬傷」、「每天要走很多路,記得隨時補充水分」、「最好是每天吃綜合維他命,去前最好把身體養好點」……聽起來真的很「精實」,對吧?!果不其然,在金門開場的第一天,王鴻泰教授就以「魔鬼集中營」來稱呼此次的營隊,開展了接下來14天充實豐富的研習。從古色古香的金門一路到擁有全中國最美的大學的廈門,然後往東山在一路沿韓江,領略潮州城江上的風、柘林寨風吹嶺居高臨下的美景,湖寮、百侯、高陂各鎮不同的風貌,到海上的南澳島,此行可說是上山下海。除了滿滿的回憶,本次研習營促使我在論文寫作上,重新思考時間、空間、人群三大要素,試說明如下:
 
    首先,是時間。所有歷史課的第一章都會告訴我們,歷史的核心,就是人與時間。唸了多年的歷史系,這道理大家都懂;只是,結合田野和文獻的結果,發現時間不只一個,而是層層疊疊。老師提醒我們,在地方讀資料強調的是資料的來源、資料的創造過程、創造後產生的影響。每個資料都有兩個時間表:一個是歷史時間,一個是資料被運用的時間,也就是背後的那個歷史時間。鄭振滿教授也在碑銘資料的收集與解讀講座中呼籲要留意文本產生的背景,文本是在什麼情形下產生的呢?背後有什麼其他事件的影響呢?也就是說,解讀碑刻也有兩個時間,一個時間是立碑的時間,一個是碑文內容記載的時間,內容可能是描述一個事件、一件糾紛,又或者是一段歷史。族譜也是如此,族譜不是寫給祖先看的,但記載的卻是祖先的事情。有趣的地方就在於討論這些人為何在這個時間點立了這個碑,寫了這個祖譜?
 
    第二,是空間。空間,這是跑田野調查的中心思考點,因為田野本身就是一個空間,我們現在在哪裡?為什麼在這裡?置身於田野,這個空間可以提供我們諸多在紙本文獻上無法嗅出的線索。首先,是一種實際的感受,城牆多寬?哪裡面海?土樓有多高?牆有多厚?透過對地理的觀察,除了可以印證文獻的記載,有時也容許我們做一些合理的推測。對於探查該地擁有的資源,也是大有幫助。其次,移動使我們貼近地方,也因此可以更深刻的問出一些問題,像是鄰近的厲王廟,並列的宗祠,是不是屬於不同的系統呢?當然,隨時做口述和觀察也是。第三,處處都是驚喜,即使事先閱讀了文獻和資料,在進入田野之前,你永遠不知道你會發現什麼?看見什麼?感受什麼?遇見誰?可能有哪家的老人願意和你談上一段往事,又或者跟你分享家中的族譜。那些分布在村落拐彎處、轉角處的社廟,是不是以前就存在呢?他們祭拜的對象與其他我們主要考察的廟宇間的關係是什麼?又如散落在地上被踩來踩去的殘碑,總讓大家時不時的要買麵粉。
    再抽象一點的空間,是範圍,研究的範圍。宋怡明教授在講座中提示我們,研究範圍大小不是重點,而是範圍該怎麼定才能有好玩的問題,其中的關鍵,就在於社會脈絡。呼應到關於區域社會的討論,趙世瑜教授也說,「政治史更多的讓我們看到斷裂,而區域社會史更多的讓我們看到連續」[1]所以研究範圍的視角,不應侷限於地方的區域,更明確的說,思考上不應侷限於州縣,或者是地方志那樣僵硬整齊經過切割後的「地方」。當然,這不是對於以某一縣、某一地為研究範圍的否定,只是,在閱讀文獻思考問題時,若能跳脫出那樣的思維,會更貼近地方社會的實景,更能抓住真正的脈絡所在。陳春聲教授以「閩粵交界:王朝制度與海上活動」為題,閩粵交界,是省界州縣的交界,但陳教授提出的分析,卻超越了福建和廣東官府治理的範圍,提出海上貿易傳統、海上人群來理解閩粵一帶,從山區到沿海、乃至於像金門、南澳這樣的島嶼,有一群流動性極高的人,於是乎,才會有山賊、海賊傻傻分不清楚,抓了認不出,跑了追不到的情況屢屢出現,到最後官府不得不想盡各種辦法來解決,像南澳的設鎮,就是很好的例證。不同的空間展示不同的格局、不同的思維。
 
    第三,講的就是「人群」。這是結束研習營後我還不斷思考的收穫之一,歷史,離不開「人群」。如同上述,這點在陳春聲老師的講題中很明確的被提出來。從金門、銅山到南澳,這樣的範圍中若能把握住人群的特點,會有更清楚的理解。以考察地點的沿海區域,到從韓江下游一路往內陸的山區,看似是山海兩個地理區域的不同,在歷史上可能也屬於不同的州縣管理,但是,若了解到閩粵一帶具有濃厚海上貿易傳統,以海維生的生活方式造就了一群長期處於移動狀態的海人人群,這群人在疆域的邊界遊走,也常在國家法律的邊界遊走,在地方政府無法維持秩序的時候,可能轉化為盜賊,又因為具有高度的移動性和靈活,一下子是海盜、一下子是山賊,產生諸多問題。整個研習營上山下海,在山海之間,以新的方式和體驗重新思考這樣的議題,是很有趣味性的。除此,人群的劃分也是田野考察很直接有效的分析工具。從芳名錄中可以歸納出不同的人群,像是南澳深澳武帝廟和雲澳天后宮芳名錄呈現的,立於萬曆11年的深澳〈南澳鎮城漢壽亭侯祠記〉和之後乾隆49年重修武廟設的深澳〈重建武廟碑記〉,跨越兩個朝代的芳名錄,都明顯以地方武職單位為主;雲澳武帝廟和天后宮的芳名錄則出現大量的船戶、戶口,特別是天后宮,印證了雲澳的漁村生活型態。
 
    除了時間、空間和人群的思考,研習營在講座和田野考察之外,也精心安排了各組的田野導師帶領組員,採用綜合討論的方式,可以交流各組的想法,也可立即有效的達成每天反思所學、並實際運用於隔天的考察,這點也是研習營很大的特色。這樣的田野考察經驗,也帶來豐富的收穫。綜合兩週的討論,發現此次研習營的考察重點,大致上有廟宇與信仰系統、宗祠與家族關係、制度與海防架構、人群與流動性,年代則以明清時期為主,簡單說明如下:
 
    廟宇是重要的考察起點,同時是分析最好的入手標的。廟有沿革、芳名錄、神明和老人,同時,廟保存了人們生活的軌跡,可以說是過去與現在間無止盡對話的橋梁。廟本身的歷史,又告訴我們許許多多的故事。研習營戲稱「進村找廟,進廟找碑」,實有深刻確實的意義。從這個角度開啟了一種以廟為中心的思考方向:人群和信仰系統。從廟的分布、芳名錄可以判斷地方勢力分配,當地不同人群間的來往和互動和社會風氣等等。在金門城舊城考察的結果發現,出現一地有兩個相似的廟宇的出現,且位置頗近;辛氏家廟和厲王廟都出現這樣有趣的現象,範圍再放大一點,後浦內外武廟提供我們很好的案例。從信仰系統的角度思考,可能衛所內外存有兩個系統,一個是原本就存在的,一個是衛所建立後才形成的。深探下去,可以進一步追問,當官方的軍事系統進入地方,可能發生的改變以及與當地原有的系統互動的過程。它們之間可能是互斥的,更有可能經過一段時間兩個系統會漸漸改變,譬如衛所神明形象的改變,或者是產生的地方化情形等等。其次,這些被派駐當地的官兵,可能也帶來原鄉的神明,形成屬於自己的信仰中心,又或者,更常見到的情況是,由軍官籌措或捐錢的關帝廟,具有凝聚資源、發展力量和濃厚的道德教化意味,在金門、銅山和南澳這三個地點更是很鮮明的展現出來。
 
    宗祠與家廟的考察重點:如同劉志偉教授所強調的,族譜是歷史的記錄,同時是結構的表達。在瓊林的考察中,地方勢力的角力和家族內部的紛爭,從族譜內容和村落廟宇的興衰可以生動的呈現出來。像是保護廟,在整個瓊林與孚濟廟、忠義廟形成三足鼎立之勢,始建似無確切時間,經一番考察,指出孚濟廟在明代嘉靖年間毀於倭寇,各神移到坪林宮,所以現在的保護廟,也許為坪林宮的前身。這樣的推測也許因時間太久遠,又沒有明確的記錄而難以有印證的一天,就如同許多大大小小歷史疑問一樣。只是,追索的過程也提供我們許多的線索,像是倭寇對地方的影響,還有,他們怎麼去詮釋和運用這樣的說法,這在不斷重修的紀錄中也是值得吾人玩味的事。還有,當地勢力也是理解社會脈絡的重要方法,我們必須試著判別這是單姓村,還是多姓村。多姓村的形成,像是明清時期的大城所,有駐城官兵的後裔、商賈落戶,或是從福建或鄰近城鄉移入的居民。
再以龍湖寨來說,龍湖寨的建立,與明嘉靖年間倭寇屢犯有關。當時,擔任福建按察使的劉子興因在家服喪,發出號召要「建堡立甲,置柵設堠」,所以這個寨城是由不同姓氏組成的。文獻和碑刻中出現許多土豪、薛宦占土地的糾紛事件,特別是龍湖書院中常有書院的田租被吞併由官府介入調查等事,顯示出地方上與原本可能連自保都有問題、一盤散沙的狀況有別。隨整個龍湖從建寨到發展出書院,關鍵似乎都在當地的讀書人身上,換言之,取得功名身分的某些人開始運用力量,甚至變成當地土豪都有可能。
   
    從金門、廈門、東山島、柘林寨、大城所到南澳,這些地方都是海防的要地,且相互間有其連結性。《東里志》記錄了嘉靖21年知縣羅胤凱奏請遷置大城所,裡頭就提到「竊惟柘林前金門一道,上據白沙墩,下距黃芒、南洋,外跨隆、南、雲、青四澳,內則延袤黃岡、海山、錢塘、樟林等處家鄕……而大城一所,深居腹里,名雖備寇,實則虛麋糧食。……今將水寨移之黃芒,將大城所移之陳旗……[2]陳旗那地方,其實也是連接南澳的要地,「陳旗山之海門,賊由南澳來者皆由此入也」[3]我們考察了金門鎮、柘林寨、大城所和南澳鎮,都環繞著明清時期東南沿海體系海防的變化,這個變化主要集中在幾個時間點,明中葉以降,海盜到閩粵一帶,以及明末清初,這個時期的混亂在碑刻文獻中常被稱為「世變」。講到這個就會講到遷界的問題,遷界怎麼遷?具體情況是如何?我們可以發現,同樣是遷界,在各個地方卻出現不同的記載思維,到了田野的現場,考察各個廟宇的記載尤其如此。也就是說,同一個架構放到不同的發展脈絡,會產生不盡相同的結果。每個地方提供的資源不同,如後浦具有商業發達和交通便利的優點,這可能是在選擇設鎮的考量之一,同時,也因為各地擁有的環境資源不一樣,所以即使在所謂的「世變」或者是設鎮之下,也有各自的發展方向。例如以南澳和金門拿來做比較,兩個同樣都是由官方設置的海防重鎮,也都是海島,但因為社會脈絡的不同,金門的資源,像是原有的商業貿易,使金門更容易形成家族,宗祠的力量因此強大;南澳則海上人群的特質更突出。田野考察讓我發現,制度的設計在當地運作的痕跡,不能完全依賴紙本文獻的資料,因為官方文獻中的記載不一定是準確的,更多時候,只能說是一種輪廓、一種想像。
 
    最後,是流動性人群。人群的移動性強烈,會為社會帶來既分化又混雜的狀況。像閩粵一帶,沿海的海洋性深深紮根於民間中,幾個地方如同安、澄海,居民因應生計需求依海為生,商人來往更是頻繁。16世紀以降,東南沿海出現更多的貿易商機,船隻在整個南中國海來往不絕,我們討論的各個地區,都在這樣的一個變動下。從海到陸,沿著韓江而上,在地方社會秩序不穩定的時期,這樣的流動更是顯而易見。人群移動又牽動著網絡的連結,跨區產生的網絡在金門水頭就很清楚地表達出來。水頭呈現出不同時期、來自不同地區的文化揉合。令人印象最深刻的是那幅金門華僑分布圖,可看出水頭一帶下南洋發展的盛況,主要是到三寶攏和泗水,如蔡開盛蔡開國,這樣就連接起一個金門─東南亞的網絡了。又如南澳這個小島,上面有漁民、商人、官兵,也都具有流動的特質,講到海盜,那就更明顯了。流動性的關係反應在各種地方,如廟宇的捐助,或者是糾紛等,當然,官兵和海盜的追逐更不在話下。行政體系,也不可免的會處理到相關的問題。
 
    總結此次研習營的收穫,其實是一件不可能的任務,就像幾天下來老師們所說的,希望大家學的是一種方法,方法本身就需要不斷的運用和「自我辯證」,最後達到「建立並發展起有自己特色的民間與地方文獻的解讀方法與分析工具」,這句話引述自陳春聲教授在三聯出版的歷史‧田野叢書總序〈走向歷史現場〉中所說。陳教授也承認這是難以一次到達的,但我想至少可以拿來自我期許。在田野中讀文獻,說真的不是想像就能辦到的事情,就自己在兩週中的感受,每天其實都有不斷的成長。即使研習營安排在前幾天的上午有一連串的相關講座,也用心良苦的提早發放文獻資料,但一開始到達田野現場,還是有不知所以然,不知道該怎麼進入的無力感,所幸在田野導師的帶領下,才一天天地進入狀況。晚上的綜合討論,雖有壓力,卻也不斷刺激組員有更多的想法激盪,也讓我每天都能更有效率的吸收和成長。能有這個機會參與本次的研習營,真的很幸運,能和師長、田野導師和來自不同學校不同領域、各有專長的組員學習,真的獲益匪淺,謝謝你們!



[1] 趙世瑜,〈敘說:作為方法論的區域社會史研究〉,《小歷史與大歷史─區域社會史的理念、方法與實踐》(北京:三聯書店,2006),頁7
[2] 2012田野與文獻研習營 潮州讀本》,頁128
[3] 2012田野與文獻研習營 潮州讀本》,頁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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