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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野與文獻研習營:南中國海地區的歷史與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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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近世閩南文化研習營:田野與文獻」,2011年後更名「田野與文獻研習營:南中國海地區的歷史與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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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田野與文獻研習營」心得報告-政治大學臺灣史研究所碩士班 曾獻緯

   在大四鄭振滿老師來暨大客座,當時修讀鄭老師開設「華南地域研究」、「民間文獻解讀」課程,跟隨老師到竹山、埔里、北港作田野考察,學習如何將田野調查與文獻解讀相結合,深化對臺灣歷史的認識。鄭老師帶給了不同以往的學習經驗偏重文字史料,而將非文字史料納入研究視野,借重「田野調查」發現新史料,並將地方歷史置於環境脈絡中理解,進行史料的再詮釋,對此種研究方法感到著迷。但當時仍對此研究方法似懂非懂。然而,從2010年開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歷史系與金門大學閩南文化研究所合辦「田野與文獻研習營:南中國海地區的歷史與文化」,[1]可視為推廣田野與文獻結合研究方法的重要研習營。因此從去年初開始,就密切留意報名資訊,想藉此參加研習營進一步學習田野與文獻結合的研究途徑。筆者有幸能夠參與此次研習,在這十四天的課程中亦學習不少研究的方法,特別是在田野導師的協助下,利用田野調查、文獻解析與小組討論的過程,不斷的反覆練習「田野與文獻結合」的研究方法。
 
  此次「田野與文獻研習營:南中國海地區的歷史與文化」在十四天的時間內,除了在金門大學的演講之外,共踏查了金門縣的金門城、水頭、瓊林、後浦,漳州市東山島、潮州市潮州城、柘林寨城、大埕所城、大埔縣湖寮鎮、百侯鎮、南澳島等地。在地域上包含了金門與潮州以及漳州。地理位置上從島嶼、海岸一直到山區,再從大埔山區順著韓江至南澳島嶼,可謂是「山通大海」。
 
  而在研究方法上,此次研習營重點是強調文獻閱讀與田野調查的結合。即是田野踏查前,先研讀地方文獻,以便能帶著懷疑的態度,讓田野與文獻能互相印證,或從中提出問題,以產生問題意識。在地方歷史的研究當中,如何解讀地方文獻是很核心的問題。出自地方的地方文獻,一旦脫離了它的脈絡往往會失去其意義,配合實際上到該地去調查,讓田野與文獻能夠對話。這次研習營提供一個很好的練習與實踐機會。以下筆者就研習營的內容舉例說明田野與文獻的練習與實踐,以及此次研習營的心得。
 
  從文獻資料得知,瓊林地區宗族組織相當興旺,有相當多座宗祠。現存的祠堂共有「七座八祠」,即蔡氏家廟(大宗)、新倉上二房十一世宗祠、坑墘房六世宗祠、新倉下二房六世與十世宗祠(一座二祠)、前廷房六世宗祠、大厝房十世宗祠、藩伯宗祠等,這些宗祠興建於明中葉至清道光年間。到了瓊林地區田野調查,下車映入眼簾的即是一座一座的宗祠,可說是到處都是宗祠,心裡不由自主的認為此地擁有高度宗族意識與發達的宋明理學。但進入宗祠內部後,老師教導我們看譜序以及辯證各宗祠間的關係,大家討論重心置放在族譜或各個宗祠間的關係。陸續走過幾座宗祠後,我們這組無意中發現了在宗祠的公布覽都貼著乩文(乩文如下)
「境中乖戾分歧 造成紛擾 萬士爺乩示如下:事出本有因,請示莫虛應,鄉運多乖戾,遇事甚言行,深思熟慮遠避災」[2]「張府厲王 乩示:天氣炎熱應留意, 減少日照保自身,多飲茶水解暑氣,午夜盡量少出門。」[3]「保生大帝 乩示:境外東南宜謹性, 夜行須用符隨身,謹言慎行免受災」[4]

看到每個宗祠在布告覽都貼著乩文,乩文內容有的是關於日常生活,有的統合地方事務。讓我十分震驚,在文獻資料的閱讀,讓我以為瓊林的士大夫化發達,地方大族借助宗族組織來統合地方事務。但在田野現場,卻發現瓊林除了宗族系統,另有一套神廟系統在運作地方事務。當境內發生糾紛時,地方廟宇的主神出乩詩,以示民眾,是依賴神廟系統來統合。[5]反映出宗祠與神廟在地方事務上扮演著不同的角色,也就是說神廟系統與宗祠在地方事務的互動,是提供一個觀察瓊林區域社會的一個很好的切入點。
 
  這十四天的時間內,踏查的地區,可謂是僑鄉。過去在大學時念華僑史,著重於華僑在僑居地的奮鬥與國家認同。此次從金門開始,產生很大的衝擊,便是不同過去所學,在宗祠與地方公廟處處可發現華僑的蹤跡,可以感受到海外華僑與僑鄉密切網絡。海外華僑回來重建宗祠以及廟宇儀式,藉此維繫了同鄉群體,而且在宗族上的聯繫與地位的再建立。
 
  730日研習營從金門開拔進駐潮州,先至東山島踏查。到東山島關帝廟,看到了一塊很有趣的碑文〈關永茂碑記〉「康熙四十年將銅地戶口納入編入黃冊,而銅至此有丁糧之事焉。然泛而宗,傍人們戶,實非貽燕善策。因聞詔有軍籍而無宗者,共尊關聖帝君為祖,請置戶名曰關世賢,納糧輸丁,大稱其便。五十年編審公議此例,亦表其戶名曰關永茂,眾感謂可。[6]從這塊碑文及根據當天的關帝廟的執事人員的口述,由於當時戶籍問題無法解決,後來夢到關帝顯靈,以及他們聽說詔安原軍籍共尊關帝為祖,立戶名關世賢輸納丁,因此發起了合戶的念頭。於是,康熙五十年編審時,他們也共尊關帝為祖先,立戶交納賦役。從中我們看到許多小姓 (陳姓、林姓、黃姓),各家族合為一戶,便虛擬一位以關為姓,以永茂為名的祖先。
  清代初期糧戶歸宗政策的實施,使宗族成為賦役單位,購買族田、義田專門用來承擔賦役負擔,成為宗族普遍的作法。原來不是里長戶的宗族,開始積極謀求里長戶的地位。沒有得到里長戶地位的小姓、雜姓,可能改易姓名,加入大宗族,以減輕負擔和得到庇護。[7]顯然關永茂聯戶的宗族其實只是一個虛擬的戶,是為了適應政府糧戶歸宗的政策,藉此納入國家體制。但實際上這個宗不是實際血緣上意涵的「宗」,因此需要以合約的方式來確立彼此之間的權利及義務,是一種為了與國家建立關係而形成的特殊單位。如同宋怡明老師在「國家、地方社會和歷史:方法論與田野資料的辯證」的演講中也提到,我們如何以小看大,從小社會的微觀歷史來看大的國家,將對地方社會的了解,放在國家的大歷史脈絡下檢視,而不應該侷限在「以小看小」,流為一味只強調地方特色的狹隘眼界裡。簡言之,現實生活中的可發現「國家」,國家制度不可能原封不動地推行於民間,國家制度必須與地方社會有機結合與互動,國家制度才能落地生根,從中可以了解官方政策會地方社會的影響。
  在讀碑過程,鄭振滿老師給了我很多啟發,由於讀本內已附有碑文,便於我們使用,所以初到田野現場,並不注意碑刻,盡信讀本內容。但鄭振滿老師認為這是錯誤的學習態度,當頭棒喝。田野的重點之一,就是在田野中讀碑,由於現成碑刻的解讀與句讀,還有許多沒辦法辨別的字,令人容易有理解錯誤,故需要親自解讀校對。在田野裡若碑刻的文字若看不清楚的部分,可立即塗上麵粉,很多模糊的字馬上浮現。如同鄭老師的名言:「田野裡是離不開麵粉」。另外,碑文內容往往涉及當地的社會環境,時常難以讀通之處,若能現場閱讀,便易請教在地人。如我們在大埔百候時,教讀了蕭家祠堂的《義田碑記》,發現祖譜記載的碑記內容,與祠堂內所留下的石刻內容差異甚大,應證了鄭老師所強調田野裡讀碑的重要性。
 
    田野導師張侃老師提醒我們進入廟宇時,不只是注意碑刻文字,其他如廟宇內部所貼的遶境圖、捐資表、榜文、廟宇財務收支等等,都是不可忽視的訊息。如從廟宇財務收支的捐款數量與捐款者名單可以看出該廟影響範圍,以及廟宇與地方家族的關係,背後皆代表著人群的活動訊息,是理解寺廟與地方社會關係重要的線索。
 
  這次研習營強調民間文獻的運用,所謂的民間文獻即是指包含契約文書、族譜、碑刻、書信、鄉規民約、日記、劇本、科儀書等,其內容涉及民間的社會、經濟、文化、政治等各領域。拿到民間文獻時,不應直接解讀文獻的內容,應該先釐清是誰創造這些文獻?誰使用了這些文獻?誰收藏這些文獻?回到文獻的歷史脈絡,才能發現歷史的意義與時代特徵。另一方面,每種文獻都有其限制或者獨特的利用方式,更重要的是光靠民間文獻的解讀,並無法全面建構地方社會的原貌。仍需要配合國家典章制度、地方志書等史料,才能全面建構地方歷史的面貌。
 
  然而,單從歷史文獻中研究地方歷史,有時難免會被誤導,因為文獻是主觀、片面的,有時甚至是虛假的。要對歷史文獻有全面的理解,需要回到具體的歷史情境中,思考文獻如何反應歷史事實。所以,田野調查對解讀文獻顯得重要,首先重建歷史現場,瞭解文獻所處的歷史情境,從當地人的角度去解讀歷史文獻,理解文獻對當地人的意義。例如我們至大埔縣百侯鎮踏查時,侯南主要是由蕭家聚族而居。然而,心中就引發了蕭家是如何興起的好奇?遂開始尋求解答,在《蕭氏族譜》中,保留了正德2年潮州知府的判照:
首墾人蕭廷欽,年甲在籍,系饒平縣清遠都民。狀首緣廷欽祖田一所,坐落本都土名進灌、許宅溪、賴家營等處,額米六十五畝,每畝登帶秋糧正耗米六升七合,以兼重租在戶。因進灌等地方生反,大兵征剿,本米迷失甚多,思無可補。只將三角塘山並雙公坪、青草湖及賴家營、犁別寨、平山一套,山埔頗堪種作薑、薯、青藍等物,山林竹木蔭灌源泉,以為水車樵采之。誠恐外人越境,砍伐光潔,阻荒糧稅,貽累身家。勢得具首,赴仁主太老爺台前准首,乞給印信、判照、禁革、首墾界址。存留木植,以補糧差之用,仍不許越境人民砍伐。永世沾恩,誠為陰陟上首。正德二年閏正月二十一日首墾人 肖
 
潮州府正堂批:本山竹木,止許采作水車之用,不許人民私去採伐。若有多余者,許山主同取,均分家用,毋得引惹別處流民采擾。如違,許呈究治。 [8]
從此判照內容來看,蕭廷欽以地方動盪造成祖遺山場損失嚴重為理由,請求政府圈佔周圍土地。將此判照放在當地的歷史脈絡來解讀,當地方動亂時,大家族如何應,藉此維護家族權利,從此判照可以理解,瞭解蕭氏家族如何累資本,躍昇地方大族。除了釐清判照內容,更重要的是誰使用了這些文獻?誰收藏這些文獻
?這份判照放在《蕭氏族譜》中,點出了重要資訊,由於族譜可謂族人的「歷史記憶」,族譜的編撰不只是處理自身與祖先的關係,更多的情況是可反映家族與地方社會的關係。黃堂判照可以理解蕭氏家族,藉此證明蕭家擁有山邊土地的法律文書,瞭解文獻背後的蕭家人在考量本身利益前提下,在族譜中建構土地所有權的法律依據。
 
  在研習營的十四天間期間,每天都在思考上課內容與踏查經驗,如何落實在臺灣史的研究範疇。讓我深刻的感受到,地方社會的能動性,若將地方視為一個同質單位,依賴普遍性的概念和通則來了解,將難以深入理解地方的歷史特質。因此「田野與文獻」的研究途徑就顯得十分重要,才能了解各區域的差異,才能建構「整體」歷史面貌,幫助研究者能特深入了解區域特質。研習營讓我理解臺灣史的研究,應該有更大的視野,若將台灣歷史發展,放置在一個更寬廣的地理視域與歷史脈絡中來看待,會有不同以往的看法與想法。另外,這次研習營讓我了解制度史對區域研究的重要性,所多時候老師在提示賦役制度對地方社會的影響時,時常是有聽沒有懂,導致不能理解國家與地方社會的互動,這部分須要自己回去惡補。研究者有厚實的制度史、經濟史的基礎,才不會將民間文獻流於片面解釋之意,才能透解了解民間文獻的文字背後意義,說一個完整個故事。
 
  此次研習營走過的地方都是我第一次造訪的地方,雖然酷暑炙熱汗流浹背,衣服濕了又乾,這幾天運動量可能是我一生以來最密集的。更令我印象深刻的是,這次許多踏查地點,均在沿海或者是小島,讓我這從小自山中長大的小孩,體驗了海洋文化,處處有驚喜。每天到了晚上,就會開始很緊張,必須腦力激盪,在餐桌上時必須發言參與討論與歸納,將閱讀文獻的心得,放在田野現場中觀察,說一個完整的「故事」。在各位老師專業知識的引導以及同學之間的相互鼓勵都讓我收穫甚多,瞭解如何運用制度史的知識背景挖掘民間文獻的文字背後意義,說一個完整個故事。那些踏查與夜晚發表的情景現在仍歷歷在目,永生難忘。誠摯地感謝主辦單位之用心,也謝謝與參與研習營所有師長和同學在知識上的交流,獲益良多。希望研習營所學的是個「開始」,將來延續至自已的研究領域。



[1] 2010年研習營名為「近世閩南文化研習營:田野與文獻」,2011年後更名「田野與文獻研習營:南中國海地區的歷史與文化」。
[2] 筆者田野採集。
[3] 筆者田野採集。
[4] 筆者田野採集。
[5] 2011年民進黨總統候選人蔡英文前往金門瓊林蔡氏宗祠內祭祖,蔡氏宗祠以往重男輕女,女性不可祭祖,宗族內有不同的聲音,多所紛爭。
[6] 〈關永茂碑記〉,收於《2012 田野與文獻研習營 潮州讀本》(未出版),355
[7] 陳春聲,〈禮法與鄉村:從華南田野工作經驗談起〉,《當代中國研究通訊》10(20088),頁45
[8] 〈黃堂判照〉,收於《2012 田野與文獻研習營 潮州讀本》(未出版),頁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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