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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野與文獻研習營:南中國海地區的歷史與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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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近世閩南文化研習營:田野與文獻」,2011年後更名「田野與文獻研習營:南中國海地區的歷史與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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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田野與文獻研習營」心得報告-師範大學歷史所碩士 曾双秀

  很幸運的錄取「2012田野與文獻研習營」,從金門到潮州,較為深入地了解南中國的區域歷史。兩週課程豐富,太多趣事可以訴說,也有太多隱微的感觸難以言喻,本文無法鉅細靡遺地詳述滿滿的收穫,僅側重較有意思的見聞,與大家分享。
 
再訪金門
  八年前,曾與高中同學相約至金門旅遊;八年後,再訪金門,走出機場驚覺變化之大,機場旁正如火如荼地興建「金門免稅購物中心」,預計102年營運。屆時,金門應該又是另外一番風光了!儘管曾造訪金門,但當年抱著觀光客的心態,多半走馬看花,看看八八坑道、「毋忘在莒」,或躺臥在慈湖旁遙望廈門,對於金門歷史半知半解。此行彌補了過去的遺憾,從海洋與陸地雙向的角度,重新理解金門與中國大陸千絲萬縷的關係。金門、大陸一水之隔,其社會文化、經濟發展、軍事制度、宗教信仰易受政治的局勢所牽動。我們田野調查的四個地點──金門城、後浦、瓊林、水頭,它們有時獨立發展,有時相互支援,彼此影響,皆須仔細作田野調查,個別分析,再嘗試編成有意義的社會網絡。
 
從金門城到後浦7/26-7/27
  金門,在唐為萬安牧馬監地,原先不納稅,直至宋太平興國三年(978)始輸納戶鈔。元建場徵鹽。明洪武二十年(1387),就其優良的戰略地理環境,設置金門守禦千戶所,自此之後,人們漸漸定居於此。清初鄭氏政權將金門據為已地,康熙十九年(1680),鄭經與清廷決戰,戰爭失利,棄廈門、金門,退守台灣。清政權進入金門後,將原設的援剿右鎮總兵官,改為金門鎮總兵官,並移防於後浦。清廷之所以將軍事行政組織遷往後浦,可能的原因有三:一、另謀他處,根除鄭氏勢力;二、「金門不產米榖,恃外來船隻之接濟」,而後浦商業發達,港口便利,地理位置更為接近中國大陸,有利於米糧的輸送;三、當清廷將金門納入版圖,海防空間亦隨之改變,金門成了大陸到台灣的據點,由戰略位置轉為後勤供應站。
 
  清政權進入後浦地區,後浦的百姓如何與官方互動呢?我們可以從軍事系統、文教組織、宗教、家族四方面來討論。
(一)軍事系統:官方設立綠營系統,而地方人民則組織「堆」的武裝防衛體系。
(二)文教組織:相傳宋紹興年間建立浯江書院,而現今的書院,應為乾隆45  年(1780)所建置。從康熙年間清廷勢力進入後浦,以至乾隆45年,大約百年的時間。乾隆此時建立書院,很可能希望培養地方精英,維持地方有效的運作。書院的形式採「官督民營」,從碑刻可以發現,董事係由公議選出,士紳負責籌辦。書院的資金,則由士紳集資購買「店產16坎」,再租給佃戶,以租金維繫書院的營運。
(三)宗教:四境皆有當地聚落拜的神祇:東境為池王爺;南為媽祖廟,主神是南濱王,非媽祖);西境為外武廟,祭祀關公;北境為北鎮廟,祭拜玄天上帝。總兵署的不遠處,則矗立著城隍廟。這座城隍廟,據〈重建城隍廟記〉所言,建於嘉慶癸酉年(嘉慶十八年,1813)。既名「重建」,是否意味原本在後浦即有城隍廟呢?石碑一開頭寫道:「金之城隍廟,廢於勝國遷移之時,迄今僅傳故迹;欲尋其坐向基址,敗瓦零石,已無復有存之者」,文中「金」,筆者以為所指為金門城,當勝國(被滅亡的國家,即鄭氏政權)離開時,城隍廟也同時荒廢。不過,現在已無法確知,城隍廟究竟是被清廷所廢,抑或年久頹圮。釐清這點的目的在於,依濱島敦俊老師的研究,洪武二年(1369),國家將城隍制度定為天下通制,並仿照人間的行政體系,按(1)應天府;(2)開封、臨濠、太平、和州、滁州;(3)府;(4)州;(5)縣等五個級別,規定城隍爺章服的形制。[1]明太祖透過在行政都市層層建立城隍廟的手段,顯示君主的權力有如天羅地網,經由層層的城隍信仰收編百姓的宗教信仰。因此,若城隍廟為清廷所廢,則可能代表清廷有意識地摧毀明代官方的宗教,彰顯已經改朝換代。
  回過頭來,在後浦重建城隍廟又有什麼象徵意義?〈重建城隍廟記〉記載,發起人為矛山文公,負責募捐建廟。而董事之中,許氏幾乎佔二分之一以上,在地方頗有勢力的許家,與官方來往密切。我們或可猜測,官方與許家藉由城隍廟的興建,各謀其利。一方面官方利用城隍廟統管四境神祇──城隍繞境時,邀請四境神參加;另方面,許家經由擔任董事,亦提高在地的聲望。
(四)家族:16世紀後期,許氏是後浦勢力最大的家族。據《金門縣志》,許姓宋末即從丹詔(今詔安)遷來,但依《金門珠浦許氏家族》,正確年代失考,許氏遷徙的時間應在元代,至明代嘉靖年間丁口增至四千餘口,但當時倭寇為亂沿海,舉族構築堡壘,以求自保。明後期,更接連發生「魁奇之變」、「楊耿之變」、「鄭泰之變」等「海盜」入侵,劫掠殺戮,舉城為空,《金門珠浦許氏家譜》說道:「逮至明季,而吾家禍變頻仍,散亡累盡者,豈真瑞徵慨云,逆沴方來,智者不能回」。這段時期官方力量在後浦相對薄弱,對於許家而言,面對鄭芝龍等餘黨之侵擾,唯有團結家族的力量,合力抗敵,自求多福。但當新政權進入金門,移防至後浦,又是另一番光景。總兵官陳龍首先整頓地方勢力,「荒城兵墟漸成堅壘,我〔許氏〕有藩籬彼自毀之,我有田疇彼自闢之,莫敢以問矣」。陳龍整飭地方秩序的同時,亦「輕財好施」,捐貲百金替許家贖回家僕,許氏為此感念不已:「其有德於吾族甚厚,此亦暇瑜之不相掩者也。」從這些記載,我們看不出許氏對於明朝亡國的悲嘆,他們很現實,也可以說很實際的維繫家族的存續──明末武裝自衛是一種方式,清初與新政權妥協是另一種方式,對內興建祠宇,則又為許氏敬宗收族,團結合作最鮮明的展現。
   
   至於許家與當地家族的關係,可由張氏、陳氏二家略知一二。張家原為許氏世交,但陳龍死後,其下屬張正挑起事端,奪許家的祠宇館,因而打壞二家的關係。再者,許氏先世為陳家贅婿,許陳往來聯姻不斷,很可能彼此互相援引,擴大勢力。而清同治九年(1870)八月〈嚴禁爭佔許氏渡船世業碑記〉和民國元年(1912)九月〈嚴禁爭佔後浦許姓渡頭世業碑記〉,則分別顯示許氏內部家族利益的分配不均,以及許氏家族對外共同捍衛其渡頭世業權。許氏肯定為後浦一方勢力,否則地方政府不可能立法維護許氏的渡口權,下令「此後無論何姓,一概不准妄串爭戴客貨,致生事端」,許氏也不可能在地方家族權利爭奪中勝出。許氏除了透過官方系統鞏固在地方社會的地位,據許先生所言,他們也自行圍田發展。
 
   其他邊緣化的家族之發展策略在文獻中不太明顯,有待進一步考察。不過值得注意的是,在城隍廟、內武廟的匾額及碑刻上,均可見「楊媽愛」的名字,但經過口訪當地居民,他們都說楊家一直都不住在城內。若果真如此,這或許代表楊家企圖經由贊助寺廟的建立,在後浦取得一些發言權。
 
  從金門城到後浦,我們只花兩個下午作田野調查,馬不停蹄地,從這個廟到那個廟,從這個宗祠到那個宗祠,看碑刻看匾額,忙著抄抄寫寫,也忙著聚焦拍照。一路奔波,酷暑難耐,衣服濕了又乾,乾了又濕,不過大家仍在田野導師張侃老師、鄭莉老師的指導下,賣力地集中精神觀察各種細節,腦袋千廻百轉,不停冒出問號。想了某個解釋,翻翻紙本文獻,發現此路不通,又得重新組合,設想下個可能性。就現有的資料,前文的分析也許對於政治中心從金門城移至後浦的過程仍存有很多空白,或許亦多所謬誤,但經由實地考察,我們逐漸能夠想像當地人是如何生活在這片土地上,體會「移情作用」的深意,從而培養歷史感。

口述歷史之現場實況
  金門四天田野調查,我們炫風式地訪問了不少耆老,有些很熱心,主動跟我們介紹過去種種,有些則相形冷淡,對於突如其來的造訪感到些許錯愕。總的說來,訪談都還算順利,其中二次晤談印象最為深刻。
 
一是7/27後浦口訪許先生,我們詢問許家與陳家的關係如何。他說,某代的女性係由陳家娶來的,但這與《金門珠浦許氏家譜》上面寫的:「自先世居同安浯洲丹詔村徙居後浦,……為陳姓贅婿,遂居塗山(今後浦),為後浦許始祖」有所出入。當下頗感疑惑,繼續追問贅婿的事,但不知是不是文獻上的贅婿年代久遠,許先生不知道這段歷史,或這跟他認知有所不同,總之,他當時未說明贅婿的由來。當晚上台報告,我很直觀的推測產生出入的可能原因:(1)許先生記憶有誤;(2)文獻傳抄產生謬誤;(3)我們是外來者,許先生不願意透露;(4)訪談太少。隔日聽了程美寶老師「口頭傳統與口述歷史」的演講後,始豁然開朗,了解口訪的重點不在於判斷文獻還是口述資料的正確性,而是認識受訪者想強調什麼,他怎麼看待過去,從過去他想獲得什麼,由此理解受訪者的思維模式。因為,「說的本身就是一種態度與立場的表達」。為了重構當地人記憶的情境與經歷,訪問者須用當地人所理解的語彙問問題,書寫時,也必須使用當地人的辭彙秉筆直書,因任何字詞的代換,都有可能割裂原有的歷史脈絡。
 
二是7/28蔡家瓊林的老人會。瓊林老人會原為六世宗祠,後逐漸成為社區的公共空間。我們去的時候,裡頭沸沸揚揚,一群老先生在下棋,有的開心地喝茶聊天。我們一群人進進出出,探頭探腦,又振筆疾書,多少引起側目──老先生們移動棋子之餘,不時抬頭,略帶好奇心的觀察我們究竟要做什麼。不一會兒,大家團團圍住一位長者,首先表明來意,想請教他幾個問題。長者雙手交叉於身後,微微駝背,笑了一下回道:「可是我不識字耶!」剎時,我覺得老先生好可愛喔,回答問題跟識字沒什麼關係呀。孰知,這抹微笑,被長者解讀成嘲笑,他直直看著我:「妳不要笑,我真的沒讀過書。」驚覺情況不妙,我馬上收斂起笑容,發自內心的回道:「還是可以回答很多問題呀,您願意協助我們認識這邊的歷史嗎?」長者點點頭:「那你就問吧!」幸好他沒生氣,於是我很開心的張嘴發問,不料舌頭跟腦袋失調,下一秒吐出的問題竟是:「這個『老人院』什麼時候成立的?」話一說完,頓時有如五雷轟頂。「是老人會。」好在一旁的獻緯立即更正。「嗯、嗯!老人會,什麼時候成立的?」我羞赧的又問了一遍。長者起初愣了愣,聽清楚後,親切地一一回答。唉,但是,隨即我又陷入困境了。不諳台語的我,斷斷續續地只聽得懂四五分,不得不黯然退場。第一次這麼深刻感受到口訪不只是問問題,如何用親切且對方熟悉的語言對話,擺脫外來者的眼光去理解當地社會,本身就是很大的學問。而語言是另一扇窗,身處慣用台語溝通的社群,我僅能扶著窗櫺,引頸探望窗外風光。

漂洋過海到潮州(7/31-8/6)
  結束金門五天的暖身行程,我們一行人浩浩蕩蕩乘船前進東山島,接著轉進潮州,驅車前往湖寮、百侯鎮、韓江,再坐船到南澳島。基本上,行程為由島到沿海,從沿海深入山區,再拔軍至南澳島,全天候跑田野的魔鬼訓練。在短篇幅內要詳述這麼多天的經歷,或重建每個地方的歷史,進而織構小範圍的區域史頗有難度,因此以下將重點式的描述各地點之特色。

銅山(7/30)、龍湖寨(7/31)、柘林(8/1)、大城所(8/1)、湖寮(8/2)
  明代陳一松曾言:「潮郡西北負山,東南望海,山海二寇出沒為患,蓋自昔然矣。國初設立潮州衛,管轄十所,共旗軍一萬余名,分佈內外,地方以寧。」 銅山(東山島)、大城所即為明太祖洪武年間所設的衛所城,一外一內,以防沿海倭亂,與山區漳潮流賊。銅山,建於洪武二十年,「為閩、粵鎖鑰攸關之地,襟帶陸波」(《大都督詹公重建銅城功德碑記》);大城所則建於洪武二十七年1394),《東里志》說:「深居腹里,名雖備寇,實則虛糜糧食」,戰略地位較低。官方設衛所之外,亦置寨防禦,如嘉靖四十五年(1566)改東路為柘林寨,「其地對峙南澳,閩廣之要,至黃岡至大城相為犄角,聲援相通,饒邑之門戶也」(《康熙饒平縣志》)。官方建衛所、立寨,意圖安定當地社會秩序,而國家勢力無法顧及之處,百姓亦築寨自保,如龍湖寨,或是我們在大浦縣看到的土樓、圍樓。
  土樓內可見維持家族秩序的碑刻,如明代成化十五年(1479)黃氏祖三代創建的道韶樓,內有寺廟的規約碑;詹氏所創的磐石樓,則立碑嚴禁賭博。鄭振滿老師認真地帶領我們辨認碑文。有些碑文模糊不清,需要借助麵粉,或是用拓印。沒有麵粉,就用水;沒有水,有的學員或老師急中生智,「就身取材」,沾沾汗水,即往石碑抹去。王鴻泰老師在結業式當晚,開玩笑地給了另個建議:「不如脫去上衣,直接擁抱碑刻。」實在很有〈我儂辭〉的精神。總之,田野重要守則:「不要離開麵粉。」
  走沒幾步路,我們轉進紀念張璉的飛龍廟,但廟門緊閉,我們僅能在外頭張望。一旁的〈飛龍廟碑記〉說明建廟的由來:
明末,烏石村張璉揭竿倡義,四方響應,數省臣服,立國稱「飛龍人主」。威名播揚四海,業載史冊。
清初某年水災,「飛龍人主」之靈牌漂來吾村溪界盤旋不離。先人將之迎回立廟供奉,尊為「飛龍爺」。且定每年農曆六月初六隆重祭拜,沿襲至今,已近三百年。
滄海桑田,飛龍廟已圮無存。一九八七年,村民為承傳統,捐資重建。然規模較小,急盼修繕拓址。
是年倡議建廟之先輩詹前銳公,正直善良,古道熱腸,臨終囑其後人,勤勉為村捐建公益。欣逢盛世,公子詹流明兄弟,將公之遺產八萬元捐為啟動資金,村民熱心解囊。經幾月艱辛擴建,遂成今日之廟觀。祈盼飛龍爺庇佑,吉祥如意,村泰民安。
詹前銳公等先輩村賢向善為公之精神永襲!
公元二00三年
農曆癸未六月初六
  張璉在官方的角度是燒殺搶掠的盜賊,但詹氏卻勉力為其建飛龍廟,地方記憶與官方論述何以相差如此之大,值得深入探討。
  湖寮鎮的歷史則很能說明國家與地方間微妙的關係:
(一)家族資源爭奪:據《湖寮田山記》,湖寮有六社,民萬家,田畝百餘頃。地方有三座山,當地居民水源、薪材皆有賴於此,六社共享這片山林的資源,有時亦爭奪之。嘉靖壬午(元年,1522),「雙坑何氏潛入山林,伐木抄紙」、「妄意首墾,圖自封植」,對六社為害不小,六社於是一狀告至官府。大尹方琦斷定何氏有罪。十年後,何氏故態復萌,「招商伐木,煽爐專利」,至嘉靖二十七年(1549),「山就童而澤緣涸,田糧荒害,民命不堪」,百餘人具呈郡邑署。海陽三尹劉文貴按法治罪,追徵賊銀三百二十餘兩,山仍歸六社,太守袁鳳鳴更「斥罷五爐,申嚴界域」,確保六社的水利來源,使農作物收穫穩定,等同間接確保國家的賦稅來源。有趣的是,《崧里何氏族譜》記載,乾隆九年(1744)修縣志時,何氏曾請求刪去「竊佔」一文,但未果。直至嘉慶十三年(1808),始稍微修正之。
(二)士人在朝剿匪:黃扆,嘉靖丙辰(嘉靖三十五年,1556)中進士,先任浙江長興縣知縣,修城抵禦倭寇,繼而剿江西的盜賊賴清規。楊纘烈〈黃副使逸事〉曾盛讚他:「洎守虔,嘗單騎入賊壘招撫,反復導以禍福利害,辭氣嚴正,語敲金石,響動山谷,賊盡感愴。」盜賊與黃扆並無利害關係,絕難受其招撫,因而這段文字的真實性有待商榷,充其量我們僅能推測黃扆應擅長與匪徒溝通,作些利益交換,取得暫時的和平。
當時漳、延、興、泉皆有盜賊,但以三巢為烈,旋撫旋叛,官兵難以根除他們的勢力。三巢又以賴清規跨江廣六縣最為嚴重,嘉靖四十五年(1566)都御史吳百朋亦剿之,但成效有限,盜賊逃入羊石、鐃鈸等寨。民國《大埔縣志》辨明黃扆和吳百朋的政績,認為即便賴清規自殺,但吳百朋率領的官兵亦死傷甚重,窮於應付餘黨。吳百朋「謀欲避去困難」,透過關係遷入大理卿,離開這個令他疲於奔命的是非之地。可見「山賊」為亂,根除不易,一直是官方困擾的問題。
那麼黃扆又是什麼時候回到湖寮呢?「黃扆故居中憲第」簡介中說,明萬曆年間,黃扆扥病掛冠回鄉,落根鄉里。從在朝為官,到回歸鄉里,這些士人將對湖寮一地產生什麼影響,下段再論。
(三)在地保家衛土:黃扆回歸鄉里後,黃氏開始往地方扎根。明清鼎革之際,黃扆的曾孫黃一淵眼見「南京陷,全粵震動,潮州伏莽遍地」,「與鄉人在湖寮各隘口設關,晨啟暮閉」,鄉里始賴以保全。隆武帝在福建即位後,東莞張家玉招黃一淵出山。一淵以家口田園須人照理,而未出。後羅萬傑逃禪於此,與一淵同結善緣,二人從此歸隱山林。
黃一淵面對國變,組織武裝團體,採取固守鄉里的態度,而吳六奇首先亦與其弟及同里人練鄉族,戮力捍禦,但後來見大明國勢江河日下,在清廣東總督佟養甲率提督李成棟揮兵自閩入潮時,選擇率眾歸附清廷。黃一淵、吳六奇雖然一個隱居山林,一個投靠異族,展現了不同的生命情調,但國之將亡,他們首先想到的都是現實的問題,即如何組裝地方軍事團體,保護身家安全,維護地方利益。國家在這方人眼中,似乎只是個符號,換誰來統領,他們並不是很在乎。這群人是民是盜,為官為民,忠明或投清,在大時代的動亂中,界線顯得那麼模糊難定。

百侯(8/3)、韓江(8/4)、三河鎮(8/4)
  到百侯田野調查的這天,下著濛濛細雨,大家有些疲累,步履蹣跚。我們這組只有張侃老師仍健步如飛,且精神奕奕,一如往常熱心地回答各種問題。接近中午時分,我們來到馬山寺,裡頭有位黃小姐,作些佛道融合的香花儀式(流行於閩粵一帶),為死者超渡,替生者祈福。我們頗覺有趣,便坐下來訪問她8/3 11:30a.m。一般而言,她們四個人一起出去作法事,唸自己配的經文。張侃老師詢問能否借經文一觀,黃小姐擺擺手:「這是我們飯碗,不給人看的。」但張老師鍥而不捨的鬆懈她心防,不一會兒,她居然拿出來了!接著說明因為從小愛唱歌,才選擇進入這行業。香花系統的傳承多半靠師傳,「與菩薩有緣才學的會,快的話三個月,有人十年也學不會。」張侃老師繼續問:「一年作幾次儀式?」黃小姐:「一年很多場。」張老師緊追不捨:「那一個月作幾次?」黃小姐:「一年很多場,一個月平均十場。」我在一旁,恍然大悟,原來口訪需要這樣換句話問,畢竟有時受訪者可能只是短時間內無法反應,而非她真的不清楚。這次口訪經驗,除了解香花系統,又更進一步掌握口訪的秘訣,受益匪淺。
  百侯另外值得一說的是在蕭氏宗祠校碑。我們一發現宗祠內的碑記與紙本所載出入不少,馬上進入校碑模式,或蹲或坐,拿著得來不易的麵粉,舖將起來。碑文已經勾過紅字,很容易被誤導,但舖上神奇的白粉後,真面目便漸漸浮現。不過,有的仍很難辨別,這時候只好像瞎子摸象般用手觸摸字型,再根據上下文揣測該字為何。我跟獻緯在校對時,很幸運的,旁邊有位蕭先生協助我們辨明一些地名,否則我們大概摸到手指都破皮了,還無法知道所指為何。
  韓江週遭的巡禮,則是這兩個禮拜最輕鬆的行程──因為沒有讀物,可以當一天的觀光客。我們首先走訪三河鎮。三河明代古城西門的簡介上說:「三河壩上通閩贛,下抵潮油,向為粵東水路交通要衝,兵家必爭之地。早在明代嘉靖四十二年(1563),便築城池於三河西岸,古稱三河城,即今之匯城。」三河地理位置優越,自宋便發展集市,對外貿易,明時「舟楫輻輳,鱗次兩岸,貿易者為浮店,星布洲滸,凡魚、鹽、榖、粟、布、帛、器用百貨悉備,人謂之小潮州。但春水氾濫,洲滸湮沒,乃撤浮店罷市,水落洲出,貿易如前,至冬月,百貨尤聚焉。」(嘉靖《大埔縣志》)清代三河鎮的貿易達到鼎盛,「出口物產茶丁、腐干、赤紙扇、沙紙,外銷潮州、油頭及南洋各地。燒酒也頗有名氣。」民國三十二年1943,三河鎮甚至有店舖三百間。不過,後來河床淤積,洪患頻仍,許多店舖因而坍塌毀壞,貿易活動遂減。1960年代時,店舖不到兩百間,三河鎮的繁華逐漸褪去,集市的活動轉向茶陽與高陂兩處。
那日,我們在一片泥濘上前進,兩旁荒廢的店舖大約三四層樓高,若不是見到兩隻雞在某殘破店舖中活蹦亂跳,以及一旁停放的機車和簡易的餐桌,很難想像這兒還有人家居住。相較起這岸的荒涼,對岸卻是六七層樓的新式建築林立。如果對岸是龍虎坑的話,按簡介的介紹,其繁榮的原因,應該就是1971年梅湖公路通車後,縣政府刻意將市集遷過去,進而發展起來。
  原本預計遊韓江,但天公不作美,船不開,所以大家就在車上補眠。一路上頗為顛,每個人都搖晃著腦袋打瞌睡,直到車子因底盤較低,過不了水漥而停下來。為減輕重量,大家依序下車。司機先生熟練地就近拿石磚舖墊,車子便在一片歡呼聲中劃過石板。大夥魚貫上車,繼續未竟之夢。那段路坑坑洞洞,沒隔多久,又碰到同樣狀況。許金頂老師此時冒出一句:「看來不僅要帶麵粉,還要帶板磚。」真是一語中的!不過,這次對向還有來車,不知是不是「民風剽悍」使然,對向砂石車彷彿坦克,大無畏的左閃右傾,企圖強硬通過。我感佩司機辛勤趕路之餘,亦看得心驚膽跳。不一會兒,兩台砂石車的後方,又竄出一位騎著腳踏車迎面而來的老先生。許老師邊拍照,邊讚嘆:「這太厲害了!應該去參加奧運。」「還在講電話。」又拍了一張。仔細一看,那位先生果真怡然自得,不慌不忙地一手騎單車,一手講手機,從夾縫中登場。張侃老師在旁邊呵呵笑道:「山寇跟海盜都齊了。」魔鬼在細節裡,這類食衣住行的瑣事,自然流露地方的風俗民情,是在屋內依賴檔案庫作研究的學者所無法感受的。

「華南研究」的方法論
這兩個禮拜,我們走入田野,走進一縣、一鄉、一鎮、一村,搜羅碑銘、族譜,查看鄉村告示、經文、匾額、對聯,或圖畫、符咒等非文字史料,或口訪耆老,由口述傳統發掘鄉民的世界觀,翻轉了過去書寫歷史的思維模式。走訪鄉里,結合文獻資料,兼採歷史學與人類學的研究方法,關注歷時性和共時性的變化,呈現一個地方社會、區域社會整合性、全面性的歷史圖像,是「華南學派」長久以來強調與努力的方向。但這絕非獨門秘方,而是中國社會史研究從二十世紀發展以來所累積的成果,「華南學派」發揚光大之。
  中國社會史在19301940年代著重社會變遷,研究視角逐漸向下;1950-1980年代,馬克思主義當道,中國社會史研究政治味極濃;1980-1990年代,受西方年鑑學派「整體史」和美國社會史研究方法的影響,中國社會史的研究視角從「由上往下」,轉為「由下往上」,企圖經由基層社會的考察,釐清國家與社會的關係,進而建構區域社會史。[2]過去我常困惑「由下往上」取徑的可能性,底層民眾多半不識字,我們研究所依賴的文本,多半為士大夫的文獻,如何能「由下往上」?這次「田野與文獻研習營」的田野經驗才明白,過去將「文本」看得過於狹隘,忽略了碑刻、契約、族譜、婚帖、訃告、鄉村告示、經文、匾額、對聯的重要性,甚至香爐上的捐贈者亦能查出人群流動的蛛絲馬跡,如潮州城內開元寺中的某香爐為馬來西亞比丘尼釋遠瑞、新加坡陳中明、汕頭陳來松共同敬獻,若繼續追查他們的關係是什麼,陳中明、陳來松的職業為何,他們捐贈的理由,加以其他史料,說不定即能從線到面,了解地方家族與宗教的關係。此外,除了文獻,更可將史料的範圍擴及至符咒、圖畫、口述資料、家俱擺置等非文字史料。
  然而,所謂「由上而下」或「由下而上」的上下之別亦是研究者的迷思。趙世瑜教授引用美國物質文化史家卡爾森(Cary Carson)話:「對歷史研究忽視的大多數的認識必然導致史學家對社會的新強調,即將社會強調為一個正在運行的有機體,一個相互依賴的個人與群體的共同體──因此無論是自上而下還是自下而上,都無關宏旨」,主張拋開上下的二分法,轉而關注「總體歷史」中產生統一性與多樣性的文化氛圍,或者共享的文化與價值觀,或特定時期社會內部的互動。[3] 「華南學派」提供的區域研究法,便是研究整體歷史重要的工具。這個區域的界限範圍,又依研究側重的主題而定,非國家政治體下的行政區域所能概括。換句話說,「華南經驗」能夠推而廣之,並不限定於政治區劃下的華南地區,適用於中國其他地區。[4]累積各地區的研究成果後,我們或可更為細緻的了解何謂「中國」,進而擴展至中西比較。如此一來,或許當今熱門的全球史研究,才不致流於空疏。
  追尋歷史的同時,我們也在創造歷史。很開心有機會和諸位名師與同學,以及勞苦功高的助教,一起在溽暑中揮汗如雨的看碑,在荒草小徑裡尋找宗祠,於煙雨濛瀧中互換心得。挾道以進,彼此砥礪,經驗難得。謹以此文,紀念我們共度的夏日。



[1] 此處開封、臨濠等五個城市,事實上與城市的等級並無相應的關係。請詳見:(日)濱島敦俊,《明清江南農村社會與民間信仰》(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2008),頁114-129
[2] 可詳見:趙世瑜,《小歷史與大歷史:區域社會史的理論、方法與實踐》(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6),頁3-37
[3] 趙世瑜,《小歷史與大歷史:區域社會史的理論、方法與實踐》,頁33-37
[4] 相關概念可參考:蔡志祥、程美寶,〈華南研究:歷史系與人類學的實踐〉,《華南研究資料中心通訊》222001),頁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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