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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野與文獻研習營:南中國海地區的歷史與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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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近世閩南文化研習營:田野與文獻」,2011年後更名「田野與文獻研習營:南中國海地區的歷史與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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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田野與文獻研習營」心得報告-清華大學歷史所博士班 洪維晟

 壹、活動緣起
   2012年夏天我參加了由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暨南國際大學歷史系與國立金門大學閩南文化研究所聯合主辦的「田野與文獻研習營:南中國海地區的歷史與文化」活動。另有大陸地區廣州中山大學、廈門大學、韓山師範學院、嘉應客家學院、華僑大學等學校協辦。師資成員有臺灣地區的王秋桂、濱島敦俊、謝國興、李孝悌、王鴻泰、江柏煒與李仁淵等學人。大陸地區的陳春聲、程美寶、劉志偉、鄭振滿、趙世瑜、黃挺、劉永華、許金頂、張侃、謝湜、鄭莉以及來自美國的丁荷生(Kenneth Dean)、宋怡明(Michael Szonyi)、費絲言和王迪安(John Wong)教授等。
  1980年代之前,因為中國大陸緊張的政治氛圍,所以許多西方學者將臺灣、香港與新加坡等華人海外移民僑居地作為研究中國社會的實驗室。1970年代由張光直等人所主持的「濁大計劃」試圖從各學科的角度從事臺灣區域研究。當時李國祁等人也主持了「中國現代化的區域研究計畫」。1988年中研院成立了「臺灣史田野研究室」,1993總統府核准設立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聘請國立臺灣大學歷史系黃富三教授出任籌備處主任。2004正式成立臺灣史研究所。[1]我們可以發現臺灣史的研究初衷是採科際整合,以及從中國地方史脈絡下討論。1980年代以來臺灣史因政治情勢的變遷,本土化意識的興起,臺灣史研究積極建立主體性。追求臺灣史獨立大道,將其與中國史所有的連結一一切割,有違歷史事實,矯枉過正。中國大陸改革開放後,馬克思主義不再成為學術基本教條,出現了實地考察與文獻分析並重的研究方法。本研習營的宗旨目標希望嘗試結合文獻分析與田野實查的研究方法,從海洋與地方史的視角,重新滙通臺灣史與中國史。[2]
  親自體驗這樣的一個活動之後,讓我感受到身為一個歷史學人除了面對文字史料之外,也盡可能回到歷史現場,體驗經過長時間變化後的歷史現況。之後,我們得學習如何像剝洋蔥一樣,從時間與空間等面向解開歷史的深層結構。
 
貳、金門之踏查
   整個研習營的活動時間為2012725日(星期三)至87日(星期二)為期十四天行程中,7/257/30在金門,7/318/7在廣東省潮洲地區從事歷史田野調查。研習營活動開始前,主辦單位編輯了金門與廣東潮州地區的相關史料供學員先行閱讀。活動期間,主要分為講座課程與實際考察兩個部分,學者們除了幫助學員在處理族譜、口傳、碑銘以及契約文書等史料文獻上做詳盡的說明之外,也介紹了僑鄉、宗教信仰、廟會陣頭以及海上貿易活動等幾個研究課題。[3]7/257/30我們分別走過了金門城、後浦、瓊林、水頭等聚落。進入田野之前,除了熟讀主辦單位發的基本史料之外,還要備妥古今地圖、年表以及指南針。通常在機場或碼頭都設有旅遊中心,可以拿幾份當地的導覽地圖,以便進入田野之用。
  我將以明末清初金門政經勢力中心由舊金門城到後浦為例,來分析文獻與田野實作結合的歷史研究法。舊金門城是一個由軍人防禦的衛所系統聚落,據金門志所載:「元始建場征鹽。……洪武元年,改為踏石司,旋改為鹽課司。二十年,置金門守禦千戶所及峯上、官澳、田浦、陳坑四巡檢司。」[4]本組的研修導師為廈門大學歷史系的張侃與鄭莉兩位教授,指導我們如何從聚落空間看出歷史結構。官署所在,通常有著官方系統的祀典信仰城隍廟。當我們在舊金門城與後浦都看到城隍廟時,就要提高警覺心,去思考為什麼金門會有兩座城隍廟?回查史料文獻時,才知道明嘉靖年間以後衛所制度式微,許多軍人逃逸,改為鹽竈丁遞補。[5]清初時,金門被鄭成功佔據,清朝官兵進攻後,毀掉舊金門城,把人民遷徙置後浦民城,因此後浦成為官署所在。[6]把縣治從舊金門城遷到後浦其實是將官方與地方社會重新整合的一個過程。許多例子可以說明,在後浦「重建城隍廟記」中提到:「並將董事姓氏,砌石於壁;其捐助諸善信,別載採樑籤。」[7]由「董事」[8]等地方士紳捐款協助官方系統的城隍廟重建,代表後浦地方在清政府來之前,已有家族或仕紳支配著當地的秩序運作。總兵署後來設於許獬故宅,國家的軍隊系統也與後浦原有的民兵系統結合。再從其他的空間角度來看,一般的市街通常會位於城外,但後浦的市街卻是在城內,更反映出當地是由民城轉變為官署所在的史實。
  之後,我們走入瓊林聚落,映入眼簾的是一座座的家廟、宗祠與民間信仰的寺廟。一般認為瓊林是一個以蔡氏為主單姓村的聚落,家廟或宗祠中常見掛有「文魁」、「進士」、「將軍」甚至有「提督軍門」與「三籓總憲」等匾額,代表著後代子孫文武官員輩出的象徵。不過,令人疑惑的是為什麼會有兩座蔡姓六氏宗祠?是分家嗎?還是因為有大小宗之分呢?或是此地的宗族是來自於不同地區的蔡姓,只因姓氏相同而凝聚在一起而並非同宗。我們惟有從族譜或代代神祖牌位追溯才能獲得解答?此外,在民間信仰方面,有保護廟、忠義廟等。另外還有一座萬士爺宮廟供奉無祀孤魂,明朝時金門曾遭受倭寇打劫擄掠,鄉民,死難者不計其數明朝倭寇之亂後,就創建萬士爺宮以慰先靈廟前匾額寫道:「一本親屬非如異姓同宗,萬善同歸不外叔姪兄弟」,意味著漢人社會的寬廣包容度,體現在宗廟與民間寺廟共存的瓊林意象。在金門的最後一天,我們走進充滿僑鄉氣息了水頭的聚落。村內的金水國小以及一座座洋樓古厝,(上圖為水頭最具特色的得月洋樓[9])代表著移民南洋的華人致富後,回饋鄉里。僑鄉與僑居地之間的連結,靠著的人物、商品的往來與僑批局網絡不斷的連繫著。也回應了研習營的主旨:臺灣史的研究,不應與中國史完全切割。
 
参、廣東潮州之踏查
  在金門最後一天的晚上,陳春聲老師幫我們對未來幾天在潮州行程做了一個簡單的介紹,提出他對於潮州地區研究幾個比較重要的議題:「山海之間」、「城鄉之別」、「民盜之分」以及「福客之分」等。在潮州除了安排兩場黃挺老師講演「碑銘資料的收集與解讀」與鄭振滿老師的「民間契約文書研究」講座之外,幾乎都是全天性的考察。30日早上我們從金門出發到廈門,在號稱全中國最美麗的廈門大學用過午餐之後,就前往東山島。之後幾日的行程是龍湖寨潮州城柘林寨城大埕所城饒平縣(道韞樓、飛龍廟) →大埔縣湖寮鎮大埔縣百堠鎮三河壩鎮、高陂鎮留隍鎮南澳島等地。基本上是先從潮州沿海的到大埔山區,之後再順著韓江流域而下,到達外海的南澳島。
  在潮州地區實際考察的地點大致上可分為:一、據有軍事系統的東山島、柘林寨城、大埕所城與南澳;二是如三河壩鎮、高陂鎮與留隍鎮商業性質的市鎮;三、結合商業與軍事系統的龍湖寨、官方建置的潮州城、張璉動亂時所創立的飛龍國(飛龍廟)、具有客家風情的道韞樓以及結合士紳化、商業化和僑鄉意象的百侯鎮等聚落。東山島是明代衛所系統中的銅山所;拓林寨因地處閩粵交界,成為走私貿易的重要據點,在明代設有官兵在此防守,清代設有水師;明待防禦海寇而設立大埕所城。在這些地方我們大致上都可以看到具有軍事性質的關帝廟。拓林寨則是最讓我感興趣的一個聚落,在乾隆四十一年五月1776「拓林元帥廟外牆無額提名碑上」捐款者有:發裕號、義利號、裕利號等商號、高蛟它(舵)、□須它(舵)[10]、頭它(舟利)[11]等漁船組織;另有湯門陳氏、李氏、莊氏、林氏、許氏等婦女捐助修建元帥廟。捐款芳名錄上出現女性,可推測當地男性多出海經商,女性也參與地方公共事務。不僅如此,我們見村落中有天主教堂,往拓林灣沿途也有不少天主教教徒的墓地。體現了明中葉後歐人東來,天主教的傳入與中西文化交流。據本組研修導師鄭莉說,這地方的貿易主要是由漁夫與挑夫兩集團合作。拓林寨位於閩粵交界之處,地點隱密,走私盛行。從拓林的山區一眼望去就是海洋(拓林灣),海商在拓林灣靠岸,挑夫可立即將商品運輸到他地販賣。也難怪明政府立了一塊「盜賊緝獲」的石碑以示警惕了。
  韓江是潮州地區最大的河川,全長約470公里由發源於贛南梅江閩西汀江與粵東的梅潭河在三河壩境內交匯形成了韓江,向南流經潮州,並於汕頭市注入南海三河壩作為粵東水路的交通要衝,一向是兵家必爭之地。如明朝嘉靖四十二年1563築三河司城,政府駐兵防守。[12]亦為商品貨物的重要據點,目前仍存有當時商業街的舊貌。清光緒年間以觀音會作為鋪保,採神明會的方式自我管理。據《廣春樓隨筆》中提到:「從百堠到湖寮,倒是一條康莊大道,路是沿著河岸蜿蜒著。這段路程當地人說是『兩鋪路』….(饒平人的路程以『鋪』為單位,大埔人則稱為『趟』)。[13]從上文我們也許可以推測當地商業高度發展,連路程的單位數都以「鋪」或「趟」來計算。此外,發源於閩西平和流經堠的梅潭河,成為閩粵商品交換的交通要道。也難怪堠雖位處山區,有不少人口因經商移民到四川或海外等地成為廣東省重要的僑鄉。順流而下,來到留隍鎮,韓江在此形成一個弧形,成為適合船隻停靠的重要碼頭,為商品流通的商業市鎮。最後,來到前幾天走過的龍湖寨,至此,我們已經進入了韓江下游,寨門外豎立了一塊「塘湖劉公禦倭保障碑記」:


海陽隆津之市鎮曰塘湖,北負郡城,東枕大河,西接原野,南環滄海。田疇百里,煙廬萬井,實衍沃奧區。承平以來百九十載,民弗知兵,惟弦誦貿易以趨事樂生。靡有崇墉巨障、堅甲利刃為防禦之具。蓋頤世柔良,其積習也久矣。歲在嘉靖丁已之秋,盜起鄰境,聚黨侵陷揭陽。凡密邇本鎮村落,咸被荼毒。
 
據史載,明永樂三年1405塘湖開始圍寨。明嘉靖三十七年1558,倭寇屢犯潮州沿海,適逢龍湖籍、時任福建按察使(後任布政使)的劉子興(號見湖),在家服喪,他便發出「建保利甲、置柵設堠」的號召,亦不容辭領導鄉民抵禦倭寇。[14]境內在韓江岸上見有小型運輸碼頭,有龍湖、鸛巢兩個農貿市集。據考證龍湖集市早在明代已經形成。[15]回憶《廣春樓隨筆》中的一小段話:
家鄉(大埔)山多田少,一般鄉民多依山林、田園為生。山多森林,游以松樹和杉木為著。所產杉木,多利用春水漲後,順漳溪,出高陂,入韓江,下放潮、汕一帶銷售。木材採伐,每年為鄉民帶來一筆財富。山亦多竹,由其桂竹成林,部分亦砍伐出售,增加鄉民部分收入。山區除多林、竹資源之外,地下蘊藏陶土至富。此土品質頗佳,可做陶瓷產品,真是令人鼓舞。因為家鄉直接間接依陶業維生者,不在少數。[16]
 
  此段資料也回應了,也回應了陳春聲老師所謂的「山海之間」的看法。南澳島是我們考察的最後一站,南澳一共分成雲澳、深澳、青澳與隆澳四個區域。在雲澳漁港邊原本有塊「港規碑記」的碑銘,不過現移至深澳總兵府內的碑廊中。清嘉慶二年1797立。碑文內容:規定雲澳漁港對往來船隻的稅收定額,嚴禁各種額外索取,確保漁船、商船的合法權益。[17]另有,「皇明兩院詳允南澳海桁禁示碑」與「奉廣東督撫兩院會禁雲澳網桁碑記」兩塊碑銘,證實雲澳有相當強烈的漁村性格,在村中的天后宮與水仙宮中的捐款芳名錄上載,不少船隻商號名稱(甚至載有不同型態船隻的分別)與地方人士。深澳天后宮重建曾於道光十四年1834重建,其「天后宮重建碑記」中所載則多是如南澳總鎮府調浙江定海總鎮府莊芳機、閩粵南澳總鎮府沈鎮邦、屬閩南澳軍民府崔炘….等官員。兩者比較後,看見同屬於南澳島上的雲澳與深澳的社會發展分別朝向民間與官方兩種不同系統。從金門一路走來,半個月的行程中,我們看見了多元性的中國地方社會。反思1980年代的「濁大計劃」與「中國現代化的區域研究計畫」,因為學科間無法對話或仍採用官方文獻忽略地方脈絡與地方社會的多樣性,使得計畫無法順利完成。在這研習活動過後,讓我重新省思:「國家是什麼?」、「國家對於地方社會的影響?」以及「國家對於不同人群的意義?」
 
肆、收穫與期許
  我們呼應著華南學派「走向歷史現場」以及「進村找廟、進廟找碑」的口號。本次在歷史現場看見相當多的碑刻,我們不能被已經描紅的文字所迷惑。張侃老師和許金頂老師們將麵粉抹碑刻上,原本看不見或被描紅的文字,很神奇的重新顯現出來。此時我們必須當場完整抄錄、拍照以及做拓本。回家後重新比對早先別人做過的拓本,或編輯以用鉛字出版成書的碑銘。往往有很大的收穫,因為我們就在百堠鄉發現好幾塊碑刻,前人的抄錄中出現了上百個字的錯誤率。如果沒有再重新校對一次,就會導致我們的研究出現了漏洞。也利用手電筒光線照射,就很容易看見碑刻上的文字。此外,我們在使用民間文獻時,也要注意作者的生平、時代背景以及背後的意圖。
  中國地方史的研究是對政治制度史的一種反思。長期以來我們忽略了地方社會的運作,只在乎國家與官員的歷史活動。對於歷史學家來說該如何面對鮮少史料記載或根本沒有記錄的人群。惟有透過民間文獻中的族譜、口傳、碑銘以及契約文書找尋他們的身影。此外,也得注意到地方社會對於國家政治的肆應,如湖寮的吳六奇1607年-1665年),雖為明代、南明官員,但面對清軍來臨時,他選擇了保護鄉里為出發點,投降了清朝。中國地方廣大,政府的統治無法一一落實在每個地方。勢家、仕紳或有勢之士,往往操控地方秩序的運作。所以歷史學者惟有尋找民間文獻並結合官方史料,才能真正體會中國社會的運作。還記得宋怡明老師提到進入歷史現場是要感受「歷史的時間性與區域的空間性」,抓穩歷史的史料基礎,不要將「歷史人類學」作為一種理論,它只是我們用來做學問的一種方法。廣州中山大學謝湜老師也說,他在編輯《歷史人類學學刊》時,已經很少收錄有關「歷史人類學」理論課題的文章。希望我們不要陷入理論的窠臼。目前中國地方史研究的仍偏重在區域或課題,希望未來有更多學人的投入,讓我們看到歷史上中國社會的多元發展。
  最後,田野與文獻研習營的舉辦也邁入第三年,建議主辦單位可以往後採取定點式的深入考察,並增加小組討論的時間。提供有志研究中國地方社會史的學員們在研習營後可以發展出學術論文。
 
 



[1] http://www.ith.sinica.edu.tw/about_01.php「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網頁。查閱時間:2012921日。
[2] https://sites.google.com/site/southernfujian2012/purpose「田野與文獻研習營:南中國海地區的歷史與文化」活動網頁。查閱時間:2012919
[3]王秋桂「田野方法引介」;江柏煒「華僑網絡與僑鄉社會:19-20世紀的金門島」;濱島敦俊:「田野調查與歷史研究-以城隍信仰為主」;趙世瑜:「在空間中理解時間:區域社會」謝國興:「御輿團:廟會陣頭的田野經驗」;陳春聲:「閩粵交界:王朝制度與海上活動」;劉志偉:「族譜解讀」;程美寶:「口頭傳統與口述歷史」;宋怡明「國家、地方社會與歷史:方法論與田野資料的辯證」;丁荷生:「南中國海地區的跨國文化網絡」。
[4] () 林焜熿纂輯,《金門志》(臺北:大通書局,1987年),頁5
[5] 洪武初,立保障法:鹽竈戶丁率十丁為一戶。九年抽軍,全戶抽一充留守衛軍;軍亡,勾取竈丁遞補。二十年,至守禦所。
[6] 國初,鄭氏竊據。康熙二年,官軍大蒐兩島,毀其城,遷其居民界內,浯州(舊金門城)遂墟。十三年,復為鄭經所踞。十九年,兩島平,始開設標營。今以一協鎮、一縣丞、一鹽大使駐焉。
[7] 「重建城隍廟記」,何培夫,《金門.馬祖地區現存碑碣圖誌》(臺北: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1999年),頁31-32
[8] 清代鄉庄職員,可分為官治與自治兩種。官治職員乃為保長、鄉長(鄉保系統),為州縣之耳
目,辦理官治事務,是駐鄉的官役,非鄉庄自治團體之庄職;而自治職員則分有總理、街庄正
副、董事等,他們必須擔負或協助官方的各種事務策劃,並被監督是否有不法行為。而總理為
官方最重視之鄉職,與地保成為鄉治上重要角色。參見戴炎輝,《清代臺灣之鄉治》(臺北:聯
經出版社,1979 年),頁21-22
[9] 相片出處為臺灣雅虎圖片:blog.nownews.com
[10] 「它,即舵,漁戶們採用罟艚的組織方式捕魚,負責指揮所有船隻的人叫做舵人,當地簡寫為它」 (中山大學歷史人類學研究中心、韓山師範學院潮學研究所、嘉應學院客家研究院編,《田野與文獻研習營:南中國海地區的歷史與文化潮州地區文獻讀本》,2012),頁107
[11] 當地的一種捕魚方式,也指漁戶採用此種方式協作捕魚的組織。《田野與文獻研習營:南中國海地區的歷史與文化潮州地區文獻讀本》,頁107
[12] http://zh.wikipedia.org/zh-hant/%E9%9F%93%E6%B1%9F
[13] 廣春樓主,《廣春樓隨筆》(臺南:大千出版社,1985年),頁122
[14] 廣東省社科規劃2009年度地方歷史文化特色專案(負責人:陳月娟副研究員)「潮州龍湖寨古建築與人文歷史文化傳承」結題報告稿本。轉引自《田野與文獻研習營:南中國海地區的歷史與文化潮州地區文獻讀本》,頁49
[15] 潮州市地名委員會等編,《潮州市地名志》(廣州:廣東地圖出版社,2000),頁18
[16] 廣春樓主,《廣春樓隨筆》,頁163
[17] 黃迎濤,《南澳縣金石考略》(廣州:廣東省地圖出版社,2008),頁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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