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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野與文獻研習營:南中國海地區的歷史與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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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近世閩南文化研習營:田野與文獻」,2011年後更名「田野與文獻研習營:南中國海地區的歷史與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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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田野與文獻研習營」心得報告-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博士班 李佩蓁

   此次參加第三屆「田野與文獻研習營:南中國海地區的歷史與文化」,從課程與田野考察當中,最主要有三方面的學習:第一,了解在歷史現場閱讀文獻的重要性,通過現地的實體感,更進一步體認文獻產生的自然與人文背景。例如在金門縣後浦聚落閱讀同治九年〈嚴禁爭佔許氏渡船世業碑記〉和民國元年〈嚴禁爭佔后浦許姓渡頭世業碑記〉,並經由實際觀察,便可發現許氏宗族聚居之處珠浦(今金門縣金城鎮珠浦南路)就在後浦渡口旁;雖然因海岸淤積,故現在該處離海已有800公尺之遠,但訪問當地許姓耆老便知約莫四~五十年前,海岸就在今珠浦南路和民族路交界處,小貨船可直駛至天后廟埕前下貨。由於後浦渡是當時與廈門往來的重要渡口,由此便不難理解許氏宗族為了經濟利益而需極力維持渡頭的控制權。
  第二,蒐集並閱讀民間文獻。多數研究者熟稔的文獻不是官方檔案,就是士人著作,無形中我們都是以統治者或地方菁英的視角來詮釋歷史事件。而民間文獻提供研究者來自底層民眾的聲音,讓我們知道國家與地方社會之間,絕不僅是統治者將其治理向下滲透到地方社會,事實上地方社會也有其肆應之道。地方社會有時抵抗國家統治、有時臣服,有時甚至巧妙利用國家而為自身謀取利益,且這一切並非停滯不動的狀態,可能隨著國家勢力的盛衰、地方宗族的聚散而不斷相互推拉著。
第三,文獻批判與重新詮釋的必要性。鄭振滿老師不斷提醒學生:文獻有時是為了掩蓋真相而產生的,閱讀任何文獻都應考慮這份文獻是什麼人,基於什麼需要而產生的?文獻產生後維繫了誰的利益?對當地社會產生什麼影響?劉志偉老師在「族譜解讀」的課程中,便闡述明清時各個地方群體基於現實需要或利益而結盟為宗族的過程,族譜的的編寫是提升凝聚力和抵抗外力的手段,不可將族譜內容一概視為歷史事實,而更應考慮此種建構宗族的語言在當時所訴求的目的為何。
  本屆研習營所觀察的聚落,包括福建省金門縣的金門城、後浦、瓊林、水頭;漳州市東山縣東山古城;以及廣東省潮州市饒平縣大埕所、柘林,潮安縣龍湖鎮;梅州市大埔縣湖寮鎮、百侯鎮、三河鎮、高陂鎮;最後為汕頭市南澳縣雲澳鎮、深澳鎮。這些考察點錯落於南中國海沿岸地區,在山海之間,共同被大歷史──倭寇之亂、明清鼎革、海禁遷界──所牽動,而在此脈絡下,地方社會呈現何種發展軌跡,是相當值得關注的議題。事實上在各個考察點都能一再深化上述三方面的課題。本文嘗試提出一個觀察視角,即「鄉民的正義」,這裡所謂的「正義」並非指法律或倫理上的正確無誤,而是指地方百姓,也就是鄉民,如何利用國家體制為自己求取利益,本文將以研習營考察大埔縣湖寮鎮時所閱讀的〈湖寮田山記〉為例,說明一件民間文獻如何展現國家與地方社會的互動,以及地方各宗族之間的角力,而鄉民又如何在重層而複雜的關係中掌握地方勢力和利益。
  〈湖寮田山記〉是嘉靖廿九年(1550)由賀一弘撰寫,並立碑於大埔縣的湖寮雙坑社。湖寮位於韓江上游,在韓江流域地區中開發較早。晉朝義熙九年(413),以5個流人營設置了義招縣(含今大埔、梅縣等地),此後歷經各朝行政區劃變革,直到明前期,均為海陽縣光德鄉。明成化十四年(1478),從海陽縣析立饒平縣,大埔劃屬饒平縣;嘉靖五年(1526),又析分饒平縣清遠、戀州二都共二十里,設立大埔縣,而湖寮一帶設有湖寮社、黃坑社、東山社、雙坑社、莒村社等6社。若將「設縣置官」視為國家治理的伸展,那麼從湖寮地區的建置沿革,即可看出此地區與國家的聯繫是逐漸強化。
  〈湖寮田山記〉內文敘述嘉靖年間湖寮山林的開發,引發當地各族姓紛爭的狀況,對於了解環境與人群互動方面相當具有史料價值,在研習營當中引起相當關注,考察當天的綜合討論時間中,每一小組均提出討論,而肖文評老師更早在2005年據此發表〈明末清初粵東北的山林開發與環境保護-以大埔縣〈湖寮田山記〉研究為中心〉。〈湖寮田山記〉主要內容提到湖寮周旁有高道庵、雙髻山、山豐共三座山,對於當地的水土保持相當重要,且當地六社居民向來仰賴山林供給竹木、材薪、藤筍等產物。然而嘉靖元年(1522)以來,雙坑社的「豪強」何氏,私佔山場,伐木造紙,六社居民遂在耆老鄔宗召和黃伯珙的帶領下向官方陳情,並最終做出「山公六社,罪服何氏」的決斷。但何氏卻在嘉靖廿一年(1542)復據前山,招商伐木,山林因濫墾濫伐,嚴重破壞水土,影響田糧甚鉅。嘉靖廿八年(1549),當地百姓約百餘人又推士人黃扆[1]為首,向潮州知府呈告,成功讓何氏「按法治罪」,而「山仍歸六社」。雖然何氏不服,一再上訴,甚至賄賂權貴欲打通關節,但知府袁鳳鳴、知縣馬才偉以六社生民為念,秉公理議,再次嚴申山場為六社公有。因而在嘉靖廿九年,由黃扆請託賀一弘作記,立碑於山,使「公德揚,豪強懼」。
明朝中葉以來,潮州沿海一帶人口眾多,生產、生活所必須的竹木炭柴嚴重缺乏,形成一個龐大的木柴需求市場。潮州府城及沿海平原從事燒製瓷器、煮鹽以及日常生活所需的木材柴炭等,皆仰賴韓江上游山區,如大埔等地的供應,不少商人因販賣竹木而發財致富。但濫墾上游林木,「山就童而澤縁涸」,水土流失嚴重。[2]因此,在解讀〈湖寮田山記〉時,湖寮六社百姓迭次抗爭的舉動被理解為「保護山林」,碑記內文闡述的是「鋤強遏惡」的美談。
  但細察〈湖寮田山記〉字裡行間,便透露與上述印象完全相反的面向。首先可注意到,此碑文的產生與湖寮社的黃家有最直接的關聯。由碑記可知,第一次帶領鄉民抗爭的是黃伯珙,第二次則是黃扆,兩人為父子關係。黃扆字文斷,十八歲始讀書,在嘉靖卅四年(1555)中舉,嘉靖卅五年(1556)進士及第,時年約四十一、二歲,是湖寮第一個進士,此次研習營在湖寮鎮考察的「中憲第」正是黃扆故居。從黃家在嘉靖年間帶領鄉民告官的角色來看,該家族在當地應具有相當主導性,《(民國)大埔縣志.人物志》中提及黃家「世業農」之語,代表黃家約莫為地主。[3]〈湖寮田山記〉稱黃扆為庠生,可知黃扆帶領鄉人抗爭時具有生員身分。另外,與黃伯珙一同赴縣呈告的鄔宗召,鄔家在嘉靖年間擔任里排,應也是當地大戶;又族內鄔如領即為貢生,且曾督促黃扆舉業,可見鄔、黃兩家交誼匪淺。還有其他參與抗爭的家族藍家、羅家等,都是當地大姓,藍家當中也不乏有生員身分者。
  相較之下,所謂「豪強」的何氏家族,居於更靠近山區的雙坑社,僅能靠山為業。雙坑乃一雜姓村,當時何姓亦非大族,勢力單薄,更連一個生員都沒有。嘉靖年間以來何氏曾欲建大宗祠,然在戰亂中未能成事,以宗族凝聚力而言,何氏應不如湖寮黃家、藍家等大姓。肖文評據《崧里何氏族史》指出何氏在明中葉以來確實因經營林產而逐漸累積貲財,但崇禎九年(1636)才有子孫中秀才,康熙五十年(1711)才建成宗祠。現今雙坑村中何姓為大姓,則是因同治年間何如璋考中進士,方大大提升家族的社會地位。[4]
  分析雙方的背景,可知湖寮社的黃家等大姓,較早從地方土豪邁向「士紳化」,大埔在嘉靖五年設縣,而黃、鄔、藍、羅等家族在嘉靖中期以後就陸續有族人成為生員、舉人,對比之下,靠山營生的何氏則較晚躋身士紳階層。因此,爭奪湖寮田山事件,事實上為湖寮社的幾戶大姓聯合排擠弱勢的何氏。以具有士紳功名的黃家為首,湖寮鄉民迭次赴縣呈控,其社會地位使他們在訴訟過程中佔有優勢。
  不過,何氏也並非全無招架之力,該家族事實上也援引國家力量為自己的保護傘。碑文中提及「(雙坑何氏)逮壬辰攢冊,妄意首墾」,按明初以黃冊和魚鱗冊登記户口數及官民田地,並規定每十年編造一次。但編造圖冊的作法自明中葉後逐漸流於具文,甚至利用造冊時竄改內容謀利者亦不少。嘉靖元年(1522)曾重修圖冊,之後則是十一年(1532)再次編修,顯然,雙坑何氏便利用十一年編造圖冊的時機,向官方報墾山林,取得首墾人的身分。雖然無法得知何氏如何取得首墾權利,但本次活動考察鄰近的百侯鎮,當地大姓肖家便留有一份正德二年(1507)報墾山林的判照。根據此一判照,首墾人肖廷欽提出首墾界址,潮州府批准後給予其印信和判照,從此該山林乃歸首墾人管轄,「不許人民私去採伐」,而雙坑何氏的報墾應與此類似。也就是說,何氏在國家行政的體系下,是正式向官方申請而取得開墾山林的權利,同時也可禁止其他鄉民砍伐首墾範圍內的林產。擁有首墾權應是何氏在湖寮田山事件中最站得住腳的立場,由此不難理解何氏何以在鄉民反對的壓力下仍堅持經營山林產業,因為顯然他們才是「合法」的一方。此外,何氏可能因經營林產而略富貲財,故有向官員賄賂之舉。湖寮田山事件最精彩之處,即對峙雙方都或多或少有國家賦予的權利,何氏有山林首墾的權利,湖寮黃家則是取得功名的士紳望族。不過湖寮各大姓人數眾多,其聚合的聲勢壓倒何氏,導致在官府訴訟時,地方官員顯然偏向湖寮黃家,何氏縱然擁有首墾判照,卻仍被逼讓出山場。
  值得注意的是,湖寮黃家等人排擠何氏的真正動機為何?其告官的訴求又為何?雖然這一切行動看似為了保護山林水土。然而康熙年間重修的《埔陽志》,卻記錄了湖寮田山事件後續發展,「萬曆年間,黃之後人繼家,乃有因田逼官山,而遂欲招商伐木者」。黃家在嘉靖年間成功使山林歸公,在萬曆時期卻以田逼官山為理由,要「招商伐木」。是以當初反對何氏經營山林,絕非僅出於保護水土之由,更可能是黃家等大族在當時也意識到山林產業的經濟效益,不願只讓何氏獨享其利,故千方百計促使山林歸為公產,以便其他家族也能在山產利益上分一杯羹。在湖寮田山事件後,山林開發的行動仍舊持續進行,最初反對何氏的首謀者黃家,反而成為主事者。當然,黃家此舉同樣遭到其他各姓(林淳、劉澹、吳欽)的反對,康熙《埔陽志》的撰寫者宋嗣京也諷刺黃家忘了「乃祖乃父之攻何氏乎?」。[5]
  特別需指出的是,湖寮鄉民兩次告官,其訴求並非要求何氏停止經營林產,更無禁止伐木等語。事實上,他們是反對何氏藉由報墾將山林佔為私有,獨享利益,碑文中抨擊何氏「圖自封植」、「招商伐木,搧爐專利」、「自專砍伐窺利」等字句,在在表示鄉民不滿何氏獨佔林產利益。雖然,碑文一再陳述砍伐林木對水土保持造成危害,但這些理由僅是抗爭的場面話。真正引起兩造紛爭的導火線,是過去鄉民原就利用山場林產,但如今林地被何氏圈佔,前去採伐者必遭何氏禁止驅離,鄉民因此反彈抗爭。而鄉民所爭者乃一「公」字,而非「禁」,也就是山林獲利應公有、公享,而非禁止樵採。鄉民最主要的目的就是「此山公而民生遂,國課足」,是故碑文中提及兩次訴訟的結果都是「山公六社」、「山仍歸六社」。由於湖寮田山事件的訴求並非禁止當地人砍伐林木,故萬曆年間黃家後人欲招商伐木是可以理解的,而何氏也並未在事件後停止採伐活動,他們仍舊以林產為業,只不過失去山林私有的權利,這代表有更多人可以投入林產經營。到了清初,此地甚至已是「藝木營生……不獨何氏一姓,合邑皆然」。[6]由此觀之,肖文評老師在整理碑刻時將〈湖寮田山記〉歸類為「護林碑」,並認為此碑反映的是當時開發山林與保護環境的矛盾問題,但此碑是否真有「環境保護」的意圖?值得再商榷。[7]
  然而〈湖寮田山記〉這一文獻的產生與留存,本身就標誌著黃家等大姓的勝利。碑記乃賀一弘受黃扆之託而撰,賀一弘字毅甫,大埔縣三河鎮人,嘉靖十九年舉人,任直隸平鄉知縣,後因病致仕,歸鄉後曾倡建三河鎮城,又請減差役,有功於鄉里。由黃扆請賀一弘撰文一事,反映黃扆、賀一弘這類有科舉功名的士紳聯合形成一股堅強的地方勢力,掌握地方的發言權。更有甚者,在嘉靖卅六年,大埔縣第一次編修方志時,當時黃扆已是進士,其影響力非同小可,黃扆便將〈湖寮田山記〉編入《大埔縣志》,以達成「鄕人碑之,邑乘志之,罪一何氏,永可垂戒六社矣」的目的。編修地方志,在相當程度上是象徵「國家」將「地方」納入其統治,但在此過程中,握有地方勢力的發言人卻能藉機將自己的意志置入其中,這又是一個地方利用「國家」的鮮明事例。若非後人在重纂縣志時,加入此碑記被編入舊志之緣由的說明文字,何、黃之間的公案將只留下單方面的聲音。(有趣的是,又是哪一方勢力在重纂縣志時,留下試圖翻轉〈湖寮田山記〉的論述呢?)
  本文運用此次研習營所習得的方法論,重新解讀〈湖寮田山記〉,可發現在一方碑記中,即交織著一地方社會如何引介國家力量來爭取自身權益,這些國家力量包括:科舉、土地制度(魚鱗冊、報墾)、訴訟、編修地方志、立碑。對於研究者欲了解地方社會的樣態,實有「以小見大」的意義。



[1] 原文做黃「裳」,應是黃「扆」之誤。
[2] 肖文評,〈明末清初粵東北的山林開發與環境保護-以大埔縣〈湖寮田山記〉研究為中心〉,《古今農業》2005:1,頁87
[3] 劉織超,《(民國)大埔縣志》,民國卅二年鉛印本,卷十九,頁1592
[4] 肖文評,〈大埔縣湖寮雙坑村傳統社會與文化變遷考察〉,《客家研究輯刊》2006:1
[5] 宋嗣京,《(康熙)埔陽志》,康熙廿五年刻本,卷五,頁613
[6] 語出何曉樓等撰,《崧里何氏族史》,轉引自肖文評,〈民間碑刻與鄉村社會生活變遷:以明清時期大埔縣湖寮雙坑村為例〉,《農業考古》2009:3,頁50
[7] 同註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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