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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野與文獻研習營:南中國海地區的歷史與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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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近世閩南文化研習營:田野與文獻」,2011年後更名「田野與文獻研習營:南中國海地區的歷史與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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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田野與文獻研習營」心得報告-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班 王士銘

  
   今年盛夏,我參加了傳聞中既辛苦又勞累的戰鬥學習之旅:白日實地考察,黑夜討論功課。一晃眼,大家都挺過來的,不只認識了新朋友,也開啟了新視野。
  由於過去長期待在課室裡,跟隨前輩、老師們的腳步讀書,壓根沒想到會參加的這般辛勞的旅程。因緣際會,我們踏著類似於司馬遷式般的實踐精神,親自走一遍書本見過的地方、地區:金門、廈門、東山、大城、大埔、百、南澳等處,體驗山與海不同空間下人群,如何參與歷史創造。我記得多年前參加過廣州中山大學舉辦的「客家歷史研習營」考察路線與這次行程類似,但感受確不如這次強烈。或許那次比較著重在考察福建、廣東、江西交界山區的人群活動,而較少談到文獻部分吧!抑或是那時我只是個初出茅廬的研究生而已。
    經這次研習之旅,我深刻以為自己所知有限,與諸位師友討論功課,數度語塞,不知自己在說什麼?本性是慢調子的人,短時間要閱讀與分析文獻,並結合白日實地考察景物,著實挑戰很大,更遑論要彙整小組討論的意見,在眾人面前報告了。其次,參加這趟行程,保持體力也是一項考驗;只怪平時不勤快走動,當開始旅程之時,身體狀況連連,備受師友、學友們關心,實在過意不去。
   這次研習營結束之後,我參與了中學教學課程,講授臺灣史。臺灣史非我本科,固然以前也講過同樣的課程,但總覺得非常生疏。經歷這次研習活動,與諸位臺灣史專家討論,開闊了自己對臺灣史有全新的認識,我嘗試將此次研習成果,即研習營主旨「南中國海地區的歷史與文化」,放入臺灣史教學之中。我以前很不贊同中學的歷史教學,先講授臺灣史、次解說中國史,再說明世界史;但自我與諸位學友討論過後,我認為中學歷史學習步驟是有其脈絡的。學習歷史,唯有從自己熟悉的土地上開始,印象也最深刻。並且,學習臺灣史必須拉高層次,即從海洋、全球的角度視之,與中國史、世界史不斷進行對話。
   這次研習營中有一場次講演是陳春聲老師講授「閩粵交界:王朝制度與海上活動」,陳老師口才精妙,在一小時之內,就將我們待考察的行程,與其背後史學辯證、分析之知識傳達給我們。當時我著實震撼,試想我如何將陳老師教我的知識,作為中學歷史教學活動呢?陳老師非常慷慨,樂於分享研究成果。在進行教學之時,我便從中揀選幾則史料、圖片,搭配課本編寫教案:「在十六至十七世紀西洋人尚未來到東亞海域之前,東亞海域已進行頻繁的海洋貿易活動,這裡無數的港灣、海島形成一個個補給站、貿易點,東亞各地區的人群在這片海域上流動、移轉,留下了足跡,最重要的特色是人群的身分不斷在改變;另一方面,明朝實施海禁政策影響中國東南沿海人民的生計,這群人一方面要努力求生,一方面要規避政府查緝或適應法規,迫使他們的身分是亦民、亦商、亦盜。西洋人來了之後,參與這片海域的貿易活動,與原有這片海域的經濟組織形態、社會關係產生互動。臺灣,隨著這片海域人群活動,逐步被納入全球貿易網絡……。」我見到學生神情似乎不太一樣,與他們過去所有的知識產生很大沖擊。
  由於這群學生出國、出遊經驗較少,我希望為他們建構廣闊的歷史視野,利用大量的文獻、圖片,經由我的解說與考察,更能貼近我們生活的歷史現場。我給學生的第一分作業就是繪製世界地圖、東亞地圖,增進對這片海域空間之感覺,再經我的解說,慢慢的體會不同歷史時期曾經活在這片海域人群彼此之間的關係。最近我接到少數學生的意見是「為什麼盡是講與課本無關的知識呢?」學習歷史,不光是閱讀課本內的知識外,也需要教師引導擴大學生的視野,舉一反三。我知道這項工作很艱巨,在現有升學制度下,要改變學生既有學習歷史的方法是很困難的,雖不免感覺挫折,但我知道我的方向是正確的。我正在一步步的實踐它,克服困難重重的障礙,努力打破學生既有學習歷史方式。
    臺灣,雖然早在明清時期已被納入帝國體制之內,但直至晚近時期臺灣才真正被重視與開發。在對外開港之前,清廷對臺灣的開發處於消極的態度。對於渡臺人民限制重重,取得一張來臺護照是很不容易的,抑或是旅台人士回到大陸也不容易。對於現代的兩岸人士,無論持有「入台証」或「台胞證」而言,形成有趣的對照。在某種程度上,無論古今這些證件背後反映的是政府或政權對人民移動之進行有效的管制。證件代表擁有取得某種權利(力)的身分。這次研習活動,劉志偉老師講授文本與實地考察,事實上是提供我們思考中國地方社會人群身分如何被改變、如何被建構,例如:宗廟、宗祠就是硬體之象徵,族譜則是軟體之展現。在金門、大埔、百侯、饒平等地見到比在臺灣更為強烈的宗族社群,宗族社群不斷在為我者與他者進行區分(無論為取得當地資源也罷,或為納入帝國體制也好)。就如同清代臺灣的熟番、生番之劃分,往往與戶籍納稅有關,在大量現存的契約文獻中可以證明這一點,我們從這些民間文獻中看見帝國的制度生動地被實踐。因此,鄭振滿老師提醒我們處理這些零散、雜亂無章的史料時,必須有深厚的制度史基礎,足以分析這些民間文獻留下的文字史料背後的含義。文獻背後的那群人在考量本身利益前提下,適應或服膺帝國的制度。
   這些課題不斷刺激我思索過去閱讀許多清代蒙古社會的史料,例如:契約文書、法律案件、旅遊筆記、規章制度等等。在研習活動中與專研臺灣史的學友互動之中,我發現彼此對話的空間是很多的。固然清代蒙古與臺灣是不同的研究場域,但兩者共同點都是受到管制的社會,人員出入都受到許多限制。清代的蒙古是一個移墾的地區。清廷對此實施「封禁政策」何嘗不是一種管制措施,內地商民必須向理藩院申請進出蒙古的照票,才能取得在蒙古墾殖與貿易的權利,漢人與蒙古人往來也越來越頻繁。
    由於在清廷缺乏監督與濫發照票之下,許多內地漢人便在蒙古定居,他們學習蒙古語、風俗、通婚,逐漸融入當地社會。蒙古傳統風俗是逐水草而居,但清廷也有分配給蒙古王公的牧草地、農耕地作為蒙古人民之納稅服役的制度。這些土地均屬公有,蒙古王公僅有土地使用權。與漢人發生土地租佃關係的多屬蒙古王公、台吉、官吏、喇嘛等上層階級。從古北口、獨石口,昭卓盟南部地區各旗,至張家口、歸化城和河套地區,遍佈漢人移墾農村與田地。雍正元年至二年之間,清廷設置歸化城、張家口、熱河三廳管理移墾蒙古的漢人,編制牌頭、甲首稽查戶口,維持治安,解決漢、蒙民人糾紛。
    在清廷放寬漢人移墾蒙古之後,蒙古人與漢人之間持續發生租佃、典押、轉讓、永租等契約買賣關係,致使這些公有地變相成為了私有地,也延伸出許多土地交易糾紛。例如:波茲德涅耶夫《蒙古及蒙古人》說,起先哲布尊丹巴的商卓特巴衙門出租伊琫河旁的土地給許多漢人耕種,漢人的租期是一百天,後來喇嘛們知道耕地收成豐厚,於是排擠漢人,收回土地,交由沙畢納爾(哲布尊丹巴的屬民)耕種。《考察蒙古日記》云「內地行商,均以牲畜作價或羊毛駝絨等項,惟收羊最多,大概貨物之價格甚高,交付款項不過十分之五六,此五六分之中扣之物本利金已有餘裕,其餘則作為成債,還與不還在其次,惟債名窮年累積,終無已時矣。」漢人移墾活動改變蒙古社會結構,貧富差距日益擴大,越來越多蒙古人脫離遊牧生活,試著改變自己的生活方式,求生存。例如:男性可能替漢人的商鋪趕貨、拉車、圈養牲畜,抑或是出家成為喇嘛受人供養。女性則是與漢人通婚。又,這些內地漢人在蒙古地區行走買賣,多數是中小商鋪,他們在張家口、庫倫、恰克圖等地活動時,實施了甲首制,作為管理商人群體的一種社會制度,例如:舖號門牌、登記產權、發予執照等事務。這項管理機制往往與血緣、地緣關係聯繫在一起。以上舉例,只是試著整理出可以與清代臺灣移墾社會對話課題:社會結構、官民關係、股份合伙、司法裁判、商品買賣、商業糾紛,商品流通、商品製造技術、商業知識傳播、異文化交流等等互相發。
    數百張待整理的照片、短時間很難變白回來的皮膚也是這趟行程的收穫之一吧!行文至此,腦海中仍不斷湧現這趟行程中許多有趣、豐富的故事,期待被寫出來,礙於篇幅限制,只能作罷。回想旅程最後一晚,從南澳島乘船,船舶徐徐地駛向汕頭,海風呼呼,我們與曾經出沒在這片海域上的風流人物們進行跨越時空的對話,遙望遠方彩霞竟是如此地美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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