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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野與文獻研習營:南中國海地區的歷史與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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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近世閩南文化研習營:田野與文獻」,2011年後更名「田野與文獻研習營:南中國海地區的歷史與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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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田野與文獻研習營」心得報告(賴冠丞 台南藝術大學音像紀錄與影像維護研究所碩士班 )

   過去在台灣做中國史研究大多只能從文獻上的閱讀與分析來做歷史詮釋,但隨著兩岸情勢的緩和,李孝悌老師深深覺得做中國史研究必須親自到中國走一趟才行。因此與王鴻泰老師著手規劃了這個仿效廈門大學、中山大學的田野與文獻研習營,希望能為台灣的史學研究開闢一條新的取徑。換言之是我們要學習的是華南學派的歷史人類學取徑,學習他們如何將關於代表國家政策的文獻與地方祖譜、碑文與地方生活串連起來以發掘南中國海的真實歷史樣貌。

  但是追根究底要問的是究竟此種華南學派的歷史人類學取徑與人類學家做田野調查時也收集歷史資料有什麼樣的差別呢?其實我沒辦法回答這個問題,一來是我同時不是歷史專家也不是人類學專家,沒有能力去做比較研究,二來指匆匆忙忙地經歷15天的華南學派洗禮,尚稱不上田野學習,所以我在這裡僅從幾個例子描述出在歷史專業視角下的人類學取徑的特別之處。

(一)金城鎮、舊金城、水頭鎮的關聖帝君

   在金門時我們分別考察了金城鎮、舊金城、水頭鎮的武廟,一進到廟的主體裡面時,我們首先尋找的是碑文,然後是捐獻的名單,再來則是主持廟裡庶務的人群,最後則是活在此時此地的廟公。然後擁有歷史根基的學者們開始進行解碼,首先他們熟讀文獻瞭解到明代以降由於國家的海防政策,金門有過幾次軍事力量的進駐,而擁有宗教風俗基礎知識的老師知道武廟通常也伴隨著軍事力量的移轉而遷移,因此這三處地方都可能先後在軍事海防上有著重要地位。那為何時至今日三間武廟、三個地方卻呈現了不一樣的發展、不一樣的信仰人潮呢?此時便嘗試從碑文中尋找答案,首先是水頭鎮武廟裡有兩塊不同時間的捐獻碑文,老師們仔細詳讀了裡頭的參與名單,比較了兩塊碑文的時間先後,做出了以下詮釋:水頭的武廟原本應是權力核心的人所興建,也因此水頭有可能是最初政府軍事力量登陸的所在地,而鄭氏政權興建說法則有可能是廟方為彰顯悠久傳統而附會的方法而已,但到了第二塊碑文時,參與捐獻人士已經變成以地方士紳為主,我們則可以看見一座武廟的在地化,而透過廟方理事會的名單,也可以看出是哪些地方頭人的勢力。若再將另外兩處的武廟碑文做時間軸的比較的話,更可以看出金門行政中心轉移的過程,如果再加上陳春申老師對於南中國海海盜研究的背景知識的話,或許還可以看出這三處軍政(武廟)中心與碼頭貿易的關係。
  由以上稍微歸納出歷史人類學派的幾個特點:歷史文獻的掌握度好、對於時間軸向度的比較非常敏銳、並不執著於史料的絕對真偽,而著重是哪些人群為了什麼?又是在什麼背景下創造了這樣的材料。

  總地來說人類學都著重全貌觀的觀察、比較觀點的建立及田野蹲點的體驗,但歷史人類學又特別將歷史文獻中的國家政策提出,並且在乎「時間」軸上的演進,因此在認識論上是較人類學調查如異族部落那種靜止的狀態上多了時間的流變感,而在本體論上的基本議題則是相對強調國家、宗族、地方社會的互動關係。這其實也是冶中國史的基本議題;家族在地方社會發展的重要性。

(二)大地蔣氏的發跡

  蓋土樓、編祖譜、修家廟。這一年對蔣氏是忙碌的一年。家族與地方社會一直是中國史研究的基本議題之一,尤其是在華南學派的考察下,視角從官方的、中央的斷代史、方志交叉比對了南中海地區的家族發展,這通常是藉由祖譜、家廟的碑文、耆老的口述、地方的生活描述來重構家族歷史,以形成的另一個歷史詮釋,劉志偉老師告訴我們其實儒家理想型中的家族與地方真實的家族歷史是有落差的,他們在官方的意識形態與政策下,發展出深具彈性、冒險、又能適時與中央勢力配合的能力。在此我稍微描述本次行程至大地時所發現的那個蔣氏家族忙碌的一年。

  大地當時是不是就是茶鄉了我們不清楚,但對外的貿易中烏龍茶已經是英國東印度公司上的熱門商品是毫無疑問的,而蔣士熊靠著茶葉貿易富有、而幾代以降學習洋文,生意擴及東南亞都是史籍上記載的。而其回到家鄉則發願要建一棟最為宏觀、精準的土樓,這棟土樓興建耗時之久歷時三代始告完工,但在功能上似乎卻不符合傳統土樓意義上是要防衛的期待。雖然華南地區土匪、海盜、士族往往身份交融不可分(陳春申)。另一方面這一年前後家譜也開始重修,往往修家譜的背後都有一個當時脈絡下的政治意義,有的是某人發跡了突然想光耀祖宗,有的則是想要確立某些祖居地或者財產的合法性,有的則是為了聯合別的地方的家族以達到某種政治上的聯繫。蔣氏在這年修習的祖譜明顯地意圖將自身與擁有海口事業的海澄蔣氏聯繫起來。最後他們在這一年前後還修復了家廟,修復了以玄武上帝為信仰中心的家廟。當然大地不止蔣氏一個家族,還有劉氏一家,不知道為什麼的他們彼此有著彼此不通婚的禮俗存在。

  以上材料其實都是在紛雜倉促的從家譜中、從家廟的碑文中、從族譜中發現的,我們發現這個家族這一年特別的忙碌,為什麼呢?

  真實為何我不知道,但這邊突顯了中國史研究的基本議題與他對於時空掌握的特性,這些都是與人類學那種共時性、結構性的思維外特殊的地方。而對家譜的解讀、對碑文的掌握、對宗教儀式、科文書的理解等等,都是歷史人類學突出的地方。  

(三)歷史人類學的突破與未來的可能

  台灣為什麼會向華南學派的歷史人類學借鏡,我想或許是在年鑑學派以降從社會文化史走向文化社會史的歷史書寫的轉向,我們不再專注書寫當權者的變化,轉而凝視底層的人民,這是本體論上的改變,在認識論、方法論上由於專注在「找碑、找廟、找祖譜、找老人」的行動上,使得原本枯死的歷史文獻有了脈絡化的解釋,也充實了對這些材料互相比對的敏銳性。
  但以後可以更為深刻的討論或許是倫理、是介入後改變了些什麼以及紀錄媒材物質性的影響等等。此次研習由於場景事先都由廈門大學的師生照面過了,使得我們經常肆無忌憚的走入尋常百姓家中隨意的攫取資料,而歷史研究又能帶給對方什麼回饋呢?而雖然談歷史總是無關現時生活的利害關係而顯得沒有介入問題,但真的又是如此嗎?最後則是中國變化之快,可能百年如一日的村莊在地景、建築、思維上也會急速改變,有些東西急需歷史學者以各種媒才記錄下來如宗教的儀式、民謠的蒐集錄製、口述的收音等等,這些紀錄與再現的方式也必須謹慎思考,這裡包涵了複雜的保存完整與穩定外,亦包涵了閱聽人在再次接收這些訊息時的可能狀態。當然最好可能還是如許金頂老師所言的是親自抄下每一個碑文最有現場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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