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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野與文獻研習營:南中國海地區的歷史與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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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近世閩南文化研習營:田野與文獻」,2011年後更名「田野與文獻研習營:南中國海地區的歷史與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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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田野與文獻研習營」心得報告(楊欽堯 中興大學歷史所博士班 )

 一、從區域研究出發的華南地區

區域研究或稱為地域史(regional history),區域史是一種新的史學理論與方法,為人們考察和究歷史提供了新的視域;同時,用這種新理論與方法進行歷史研究所形成的史學新領域,成為歷史學的新分支學科,相對於整體史或總體史之歷史研究。二戰以後所興起現代區域研究,主要是從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各方面的綜合研究,被廣泛運用于其方法論和研究范式。W.艾薩得的《區域科學導論》說:「區域科學應是研究存在于有確切意義的區域和區域系統內的社會、經濟、政治和自然環境相互作用的綜合性學科。」[1]區域史研究作為一種新的史學理論和方法,如能善加運用,當更能增進認識區域歷史之有機結構與發展變化。然而,至今中文世界的區域仍有太多缺陷存在,誠如陳春聲所言:「毋庸諱言,時下所見大量的區域研究作品中,具有嚴格學術史意義上的思想創造的還是鳳毛麟角,許多研究成果在學術上的貢獻,仍主要限於地方性資料的發現與整理,並在此基礎上對某些過去較少為人注意的‘地方性知識’的描述。更多的著作,實際上只是幾十年來常見的《中國通史》教科書的地方性版本」。[2]

至今中文學術界對於區域史研究有待科學化和規範化認識,常建華說:「從空間上,以地理、行政區、市場等標準劃分地區單位,將自然、社會、經濟、政治、文化納入一個完整的體系內作綜合的歷史探討,這是區域史研究的方法。」因此,學術界從另一種定義將區域史泛化為地方史研究甚至是地方誌的編撰則是片面的或是錯誤的。同時,區域史研究中區域界定要考慮區域發展的的社會歷史性和複雜性,要符合和體現社會歷史發展的具體進程及其文化特徵。

從華南地區包括福建、廣東及廣西三省研究視角出發,可窺知華南視野下中國研究之特色,重新審視宗族為中心的社會結構、族群彼此互動之關係、中國歷史人類學研究。就某種意義上,華南區域研究已經具備了方法論的含義。M.Freedman曾言及中國東南地區的宗族組織是由水利灌溉系統、稻米種植、邊疆社會、宗族內部社會地位分化等4項變數所促成,並將宗族定義為環繞需建立在一定財產基礎上的地域化宗族團體。由於水利灌溉系統的建立需更多勞力合作,促成土地的共同耕作與宗族團結。

二、歷史潮流演變下中國的東南沿海

唐宋以降,隨著均田制的瓦解和兩稅法的實施,國有土地所有制向私有制轉化的趨勢明顯加快,土地制度的變革促生新階層的出現。歷宋、元直至明代,由于土地私有制的進一步成熟和完善,地主階層已逐漸成為基層社會的主導力量。明代江南地區農業經濟發達,構成的多元化成為明季江南富民階層較為明顯的特征,因此商品經濟也呈現出勃興的勢頭。地主階層成為社會控制之主導力量,不是歷史的偶然,而是社會政治變革和經濟關係演進的結果。

宋明以降的理學家積極進行,足以產生改變國家體制與禮儀系統,作為在地方上推行教化與倫理思想中心,建立起正統性的國家秩序的過程和結果。地方菁英無不謀取入仕之途和官宦升遷成為其不二選擇,以為壯大家族,發展教育、累積土地資本。功名是身份改變與相同的條件之下,本身往往就是家族在入仕和仕途晉升中成就。家族教育的興盛有賴于退職致仕官員,其次是通過國家官員考核機制決定升降。科舉選拔機制和官員考核機制的結合,才構成一個普通民眾社會地位變遷的過程。

明代以降國家政治變化和經濟迅速發展,福建經歷了迅速官僚化的過程,對於家(宗)族就是典型的例證。華南地區宗族發達表現,「家」是最基本的元素,是構築房族和宗族的基本材料;房支又是構成宗族的基本單位,是跨家庭的血親關係,由血緣較為親近的家庭群體組成;宗族做為最高一層的血緣共同體,一般以血緣為內在的紐帶,以同姓的聚族而居為外部形態特徵,由於生存空間拓展的需要,因此,聚族而居是相對是,一些同宗的人需要不斷向外遷徙。華南地域社會發展具有關鍵性意義的轉折時期,近兩百年的時間里,此一變化最終成為具有深遠影響的文化傳統的組成部分。華南地區宗族發展是明代以后國家政治變化和經濟發展的一種表現。宗族規范建立和衍變的過程中,宗族內部的權力關系及管理運作機制的改變常常是通過祖先祭祀制度的變化,建立起一種新的宗族社會的秩序。隨著士庶宗法觀念的改變,形成近世宗族制度之規範,在這樣的規范下形成的地方宗族,成為建立社會秩序。

宋元時代,福建這個依山傍海的貧瘠省份來說,曾以通商、貿易、手工業、土特產而富甲天下。就相對於貧瘠的福建地區而言,然而,邁入明紀之後,自從“禁海令”頒行以來,萬桅雲集的景象,僅僅留存在前人之史書記載和回憶傳說之中。另外存在一個因素,十六世紀以後資本主義世界體系背景之下,西方殖民者已經陸續在南中國海建立起貿易據點,包括西班牙人之於馬尼拉、荷蘭人佔據巴達維亞,以及鄰近廣州的澳門也成為葡萄牙人勢力範圍。福建省人口稠密在貧瘠狹小的土地上,饑荒連年、颱風暴雨侵襲、乾旱、水利不興等因素,福建民眾生來就要被迫離鄉遠洋,甘冒生命風險註定與大海搏鬥之命運。為求生存而競相出海,使得很多人即使冒著被殺頭的危險,也願意放手一搏的冒險下洋。直到明代中期,整個華南社會起了很大變化,海商是原來出海上做生意的人,起初政府並不特別設法來約束他們出洋,後來政府執法嚴格要抓他們,使得這批已出洋經商為主的農民遂變成海盜和倭寇,使得沿海各地不安定連帶著內陸各地湧現山賊、土匪就出現。所以明代的海寇、盜賊是形成連帶相關之問題所在,也由於大航海時代來臨的社會轉型,使得明朝廷喪失軍事控制的武力以及對基礎地方社會的控制力。使得海商(海盜)的崛起和海上貿易發展,隨之改變著中國東南沿海的控制基層格局。

三、歷史敘述與文本分析

史家在歷史書寫中須經具體考察文獻資料藉以整理對當時歷史背景、時空中所交映的史實。史識的表達既發現史料中具有歷史性普遍化的要在鉤玄提要,理解歸納民眾世代相沿成習的蘊藏社會記憶的史實。傳統中國的歷史學,它最重要的就是考據方法,不僅僅是使用考據,也用這種方式去解讀所有文獻的表面存在現象,固然文獻考據有其方法論上的貢獻,但在做文獻分析的時候,要將文獻史料被當做一種文本 ( text) 或述事( narratives)方式。“文本”(text)是在一種“情境”(context)下產生的;而在社會中流動很多的文本,不僅使得社會歷史情境得以浮現或被更加強歷史印象。

在社會史研究的新范式下,傳統所謂正史、野史、文獻與口頭傳說等概念具有某種同等的含義。相對於的官方正史與精英文化所構築歷史記憶,更廣泛地歷史書寫透過方志、傳說以及民間口述來保存——集體記憶,將普通民眾的個人記憶轉化為集體記憶之中,同時將集體記憶轉化歷史記憶。民間傳說做為歷史記憶另種表達方式呈現,在地方民眾通過創作和講述歷史人物傳說,及不斷添加與修改其內容,來表述自己對歷史人物的感情和評價,顯示出民間傳說其複雜現象,甚至時間、空間錯置與神祕論述,透過現存史料的搜羅分析並加以甄別,將民眾歷史記憶中獲取有價值的歷史信息。讓歷史重現作為一種靈活的社會集體記憶和建構歷史過程,同時社會集體記憶又成為歷史的產物,再現未來歷史的重要元素。

文本的產生和流傳過程恰恰是作為某種歷史記憶的符號流傳著,包含著豐富社會輿論與情境的一個歷史真實。基於不同的文本乃呈現以不同的形式,以凝結社會集體記憶,并不斷強化和豐富著歷史知識。現實生活描述的歷史書寫啟發社會活動,所引起社會普遍關注及強化社會記憶的過程中。事實上,無論口頭傳說還是歷史文獻,都是歷史再現的不同表述方式。從學理角度上看,集體記憶提供的歷史事實基礎,集體記憶架構和指引的情感與敘事方向。歷史記憶與集體記憶共同的特質,使得社會歷史變成與人類個體生活相聯系的現實是我們了解地域文化的途徑,也是反映當地百姓情感的集體記憶。通過社會記憶將兩者連接起來,以更深化和豐富歷史研究的內容。所有這些觀點和認識都為集體記憶以及群體認同研究提供了一種新的視角和路徑。

中國傳統社會里知識精英和普通民眾之間的思想互動,使中國文化具有歷史與民俗傳統交融的特質。歷史研究不單是通過大傳統與小傳統的互動關系,作為社會經濟史與人類學對話之研究領域,而是運用文化認同以及歷史記憶等相關理論,來解讀分析不同來源文本,使得歷史學裏包含“多元的聲音”。過去學者做文獻解讀,用考據方式,現在有一部分學者開始啟用文本解讀的方式來解讀,通過現在更重要是採取一種“文本分析”的辦法,“文本分析”不同于傳統的“文獻考據”之處在於,它讓我們挖掘隱藏於文字背後的“意義”。那也等於說,文本分析就是將文本視為一種社會記憶,需要挖掘這些local context 本地情境,嘗試讀出它背後的一些社會現象。文獻告訴我們的是什麼東西,文本分析更關注在它背後的情境是什麼東西。用這些來看文本。就像我們在講話的時候,我問你“你在說什麼?”這個就有點像是文獻分析,就是在問這個文獻到底在說什麼?但如果我問你,“你到底想說什麼?”這個話的意思是說,你剛才講的話每個字我都聽懂了,但我覺得後面還隱藏了些什麼東西,那便是“文本分析”。分析文本是怎麼“取材”,材料如何被“加工製造”?一段文本如何被操弄,建構出的一些符號,甚至指涉它所構成的意義是什麼?社會記憶如何被“使用”。

過去歷史研究者對於做田野調查一向看不起,或者研究功夫專注於隨手可得到的文獻資料而忘記從民間社會取得更多社會資料。以新文化理論為基礎,並采用 “文獻與田野”結合的方式,透過邏輯分析等研究方法,來進行更深一層的分析研究。基於此種概念廣泛攝取社會學、心理學、政治學的專著取得其理論精華,另外一方面學習田野調查從人類學的角度著手思考歷史知識。從文獻到田野,有時候文獻裏搞不清楚或還沒有解決的東西,帶到田野裏會得到新啟發,然後又回到文獻裏來,對文獻的理解就會更加深刻。

四、集體記憶、社會記憶與家族歷史

社會記憶是近年來頻繁出現在人類學、歷史學、民族學等人文社會科學中的概念, 關于記憶及其本質的這種社會建構論闡釋從記憶過程出發,逐一考察了編碼、保持和提取三大記憶環節最初由社會學家霍布瓦克(Maurice Halbwachs) 的書所提出的集體回憶概念。關於社會記憶socail memory的討論,其觀點可以概括為:對于那些發生在過去的、我們感興趣的事件,只有從集體記憶的框架中才能重新找到它們的適當位置。當這些框架變化的時候,相應的記憶變化就會發生。某種記憶的遺忘或者變形,可藉由這些框架在不同時期的變遷來解釋。依照環境、時間和地點,以不同的「再現形式」(representational forms )這就是所謂的「歷史重現」。

霍布瓦克(Maurice Halbwachs)提出,將集體回憶,或集體記憶,當作是一種概念,以與個人記憶作區別。後由阿斯曼(Jan Assmann)加以延續寫下了《Das kulturelle Gedächtnis(文化記憶),近期的學者如Paul Connerton,把這個概念再伸延,認為人類的身體就是記憶保留和繁衍這種集體過程所進行的地方。而皮埃爾·諾哈(Pierre Nora)研究地方與空間(lieux de memoire 記憶的場所)在集體回憶中的角色有很大的貢獻;他說:「一個『記憶場所』是任何重要的東西,不論它是物質或非物質的,由於人們的意願或者時代的洗禮(英譯為the work of time)而變成一個群體的記憶遺產中標誌性的元素。」阿斯曼(Jan Assmann)則發展出「傳遞性回憶」,一種建基於日常通訊交流的集體回憶的分枝;跟在口述文化中的類似,從口述歷史的過程中被回憶下收集和變得的這種「集體」形態;阿斯曼也提出集體回憶的另一些形態,即可以跟日常生活區隔開來,可以被實物化和固定下來的(fixed points),例如文字和紀念建築。James E. Young提出跟集體回憶相對的「被收集的回憶」概念(collected memory),指出記憶本質是分散的,不完整的,是需要進行收集以及因人而異的。

集體回憶即文字、圖片、影像等不斷製作而得以持續,從記憶的建構性乃透過社會建構論的視角,揭示了這種建構性中所蘊含的社會屬性,一直被從不同人以不同角度來研究和延伸。集體回憶是在一個群體裏或現代社會中人們所共享、傳承、以及共同建構的文化記憶。口述歷史的資料來源就是集體回憶(想當年)。百年來的"辛亥革命記憶史",與研究當時的辛亥革命事件本身,具有同等重要的意義。傳統的"過去經驗之重現"的觀點有著本質的不同,它超越了傳統的主客二分思維,是一種對記憶之本質的理解方式的變革。文化記憶的本質是一種社會建構的產物。特別是由於過去十年在這個充斥著大批媒體訊息時代中,不斷發展數碼化、複製過程中,而快速增加形成「二手記憶」(second hand memories)。某些故事和影像被重新製作甚或重新建構,但也受到新影像或其他「再現形式」的挑戰和質疑。

集體回憶可能是一家人對往事(例如己故家庭成員)的回憶。但是,社會性的集體回憶,是新聞傳媒報導的、社會上眾人的感受,參與某事件的經歷,某地曾經發生的故事,非個人之記憶;而元素是感性的和個人化的。探討歷史記憶與家族宗族的關系,不同地方家族興衰沉浮所記載歷史記憶之描述,得以呈現出地方社會不同的豐富生命力。

家族認同的形象表述,是民眾對當地歷史的"集體記憶"。經過幾次向南遷徙中原漢人由於歷史原因,具有特別濃厚的懷鄉意識,所形成了牢固的「祖籍」、「祖先」的觀念,對其望族在中原的歷史念念不忘,並以各種形式表達榮耀感、優越感和自豪感。這是歷史形成的一種潛在文化意識意識,對於東南沿海的居民而言,對其思想、行為、心理、風俗、道德等觀念起了很大的主導、規範和指導作用。就歷史學而言,族譜書寫所表明無非對於姓氏和家族的禮儀祭祀與祖先光榮歷史,忠實地記載以求取真實的紀錄逐漸取代原來的英雄、科舉崇拜觀念。家族認同的主要表現形式,乃至對祖籍的堅持,其實也是一種重新界定自己身份的行動。

五、地方仕紳與國家關係

特別從宋代開始到清末,長達七、八百年之歷史中,中國傳統社會制度開始邁入嶄新的階段,宋代儒家學者們的論說,其所根據為周初制度與原始儒家經典的理念,再拿來嘗試建構士庶社會的宗法、廟制、喪禮、家庭倫理之層面。其中最為典範為《朱子家禮》,其中有著大小宗嚴密理念,以規定嫡庶、親等、廟制。這些深受儒家影響的民間社會,逐漸廣為發展出家族、宗族組織,然而這些儒家意識形態與理想模式對於現實生活與執行面是有相當大的距離。圍繞宗族制度所產生的族產制度、族譜編纂、以房系統為中心元素的家族制度以及大規模的宗族祖織等。這些宗族組織的複合要素(trait complex)遲至明代中葉才陸續出現。宋代儒家學說對於近代之前的中國家族、宗族制度的形成雖說有很大的影響與推進作用。

大小宗和嫡庶之分被均等的房派制度所取代,以昭穆(宗廟順序,即左昭右穆)為等級的廟制,也被階層制之房支祠堂所取代,原來做為慈善救濟目的的族產成為祭祀用的祀產。宗族意識形態通過何種渠道向地方社會擴張和滲透,宗族禮儀如何在地方社會推廣,把地方認同與國家象征結合起來的過程。宗族復興的背後卻是宗族功能的異化結果。

一般而言,縣層級的政府官員都避免干涉鄉村地區的社會事業,同時為了確保鄉村的安定,政府機構(州縣)除了徵稅與司法仲裁之外,不需要對於地方(鄉里)有太多干涉的事項,而屬於個人禮樂教化與宗教信仰,則極少為政府管轄範圍之內。費孝通在《皇權與紳權》中提及: ""的消極可以分為""的消極和""的消極,前者回避皇帝,後者拒絕皇帝,使得士既可以入世為官紳,也可以出世為隱逸。""服從於體現為"修身""士志於道"的理想,又因為世間與超世間的"不即不離"的關係,使""異於印度和歐洲的遁世修行者,而是與""一起,互補地支撐了""""的關係結構。通過回到經典的方式,突出了""的消極態度。這是一種社會意識,並具有重要的方法論意義。中國傳統社會知識階層在科舉考試和官僚體系的機能運作下,以文字、藝技以求取表現,正是宋明理學家利用文字經典來規範之表達形式,改變國家禮儀,在地方上推行教化,建立起正統性的國家秩序的過程和結果。知識階層成為許多宗族的領導者除了擔任官職或參加科舉考試的經歷,扮演著中央政權與地方社會之間的中介角色。從表面上來看中國的知識階級似乎是一體的,實際上不同層級之間分化得很厲害。除了知識份子階層都可以歸納到不同差異格局層的概念裏面,過去的秀才、舉人、進士等是一種不同差異的政治精英作為官僚階層構成,在位的時候是國家的官員,不在位的時候就衣錦還鄉,成為地方上的鄉紳,另外一種人作為在鄉的地主,這中間還有等級上的差異,儘管他們中間也有不同形式的聯繫。

士人所掌握地方權力之發展實踐結果,透過宗族意識形態通過宗族禮儀,如何在地方社會推動地方社會擴張和滲透,廣義地說來,就是把地方認同與國家象徵加以結合起來的過程。清代的宗族組織合法地成為鄉村社會控制的主體,宗族通過族權的政權化、集體記憶與文化權力的運作,來維繫著地域社會的合作與秩序。鄉紳社會—權力結構變動固然蘊含著社會結構變動、利益主體重構有其複雜因素。有時候他們要代表中央政權擔負維護地方秩序安寧的責任,有時候也要代表地方利益結合其他宗族,以對抗外來威脅和地方不肖官吏的干涉。官員們退休,也會回到地方上去,成為跟在鄉地主一樣的地方精英。[3]傳統社會象徵意義皇帝和作為實際生產者的農民之間,就是為皇帝辦事情的各類各級的官員們。他們為既得利益的階級,其興趣不在提高農業生產,而是在鞏固既得的特權。這士紳階層既是頑固的儒家倫理的維護者,同時也是鼓動民眾,恢復社會正統秩序的發動者。他們主要的任務是為建立傳統行為的指導而維持已有的規範。

考察明清時期“宗族”的歷史 ,應該超越“血緣群體”或“親屬組織”的角度。宗族組織作為中國傳統鄉村社會控制的主體,大致經歷了國家政權的壓抑、默許的半合法性到許可的合法性的過程。因此,宗族是以血緣和地緣為紐帶構成的民間載體,保甲制度維護社會安定秩序的性質,鄉約民規進行教化的功能。保甲有稽查之責,族正有約束之條,傳統王朝賦役徵收和鄉村管理體系互相結合滲透,構成了清代治理鄉村社會的體系。以華南地區而言相對明顯宗族組織與活動狀況,在中國南北方之間出現著明顯差異,而中原、西北和東北地區宗族組織卻是十分微弱。

六、明清之際重大社會變化

    明代以后國家政治變化和經濟發展的一種表現,是把人民牢固地束縛於土地,從而實現其賦稅及徭役徵收辦法。從明代初年建立的里甲制度,在一條鞭法改革之後,仍然存留下來。編訂甲戶以後,就立即作戶籍登記。戶籍分為官、民、軍、匠四類。明代初年行兩稅制,並以黃冊及魚鱗圖冊作為徵收田租及分派的力役標準。每戶登記的資料包括有所屬鄉籍, 成年及未成年的男丁及 .登記人口和土地的檔案,其中登記人口及其財產狀況的舊管是上屆徵收稅糧總額; 開除是今屆死亡人數及變賣田產數額。核實更造,寫明十年來各戶人丁、財產的變遷,分列出舊管(上次登記數額)、新收戶口之逃亡,使政府無法徵收役差,故不得不革新賦役制度而行一條鞭法。實際上,從明代以來由於人口增加過快,農民喪失土地的現象更為嚴重。使得普通百姓依賴土地並從土地糧食,以支付稅賦上繳國家,用以養活皇帝和朝廷官員。這種以宗祠為中心聚族而居的聚落之形式的普遍化,與戶籍登記和賦役徵收制度實施有密切關係,明末清初由於種種等因素的保留里甲制度,里甲差役又重新成為人民的沉重負擔。直到清代仍然是重要的地方制度,一直延用至民國初年,它都是一種相當重要的地方管理制度。清代的圖甲制,作為一種用于登記戶籍和征納賦稅的制度,是由明代的里甲制衍變過來的。此一制度主要維繫戶籍登記和賦役徵收的基本依據和主要機制,雖是明代里甲制的延續,但從內容到功能都與明代里甲制有很大的差別。

明朝初年在這一帶建立的衛所,至萬曆年間已經完全崩潰了,因"山賊""海盜""倭寇"空前活躍,政府也沒有辦法單靠衛所兵,來對付地方動亂之嚴重情勢。基於官府的軍事力量不足,粵閩地域鄉村聚落形態因而發生重大變化,傳統社會穩定平衡狀態被打破,險惡的地理生態環境和長期的社會動蕩,使明朝中期之後這個地方的整個聚落形態發生重大變化,出現了明顯的軍事化過程。鄉村宗族構筑圍寨,這本身是地方社會統治秩序重建的非常有效的辦法。“聚族自保”,直接地導致“聚族而居”聚居聚落的形成,聚居宗族也得以強化。“宗族”歷史,應該超越“血緣群體”或“親屬組織”的角度。中國東南宗族地區特有的人文、地理,因而出現築城建寨的做法,明顯地軍事化趨勢。金門位居東南海上鎖鑰,扼泉、漳門戶,是寇患必掠之島。早在明洪武20年(西元1387)於島上置千戶所,建「金門城」。明代是倭寇為患慘烈的時代,斯時中國東部沿海,北起山東江蘇,南迄閩粵,都受寇擾攎掠。此時所出現明顯的"軍事化"趨勢,所以出現著名“俞家軍”和“戚家軍”靠著臨時組織起來的私家軍隊。都督俞公乃指平寇名將俞大猷,「虛江」其別號。他於明嘉靖14年(西元1535年)中武進士,派任千戶,駐守金門城,前後計五年;治軍嚴明,肅清寇患,使島上「湖海清平」。治民則息囂訟、導禮讓,課詩書、勵士子,民愛之若父母,離職之後,莫不追懷感念之思。嘉靖43年(西元1564年)城所官兵、耆紳乃為俞大猷建生祠,並請進士許廷用撰文〈都督俞公生祠記〉。

明末清初受到清軍與鄭氏政權的軍隊福建等地相對峙多年下來,《南天痕》卷25中紀載:「(鄭)成功縱橫海上,浙、閩、兩廣沿海郡縣無不被其害。所至索百姓餉,有至數千金者;深山窮谷卒不得免。」對於沿海口岸與據點實行攻防拉鋸戰,在《臺灣外記》多所記載,卷3「成功復合鄭彩、楊耿等眾,入海澄,破九都,攻漳平、龍巖等縣。」,仍有不少沿海地區人士因海禁難以維生,因而轉向追隨鄭氏政權,從事抗清活動。直至清軍在福建沿海地區控制力與日俱增,在華南沿海各省大規模實施海禁政策,對於鄭氏政權興衰有莫大影響。

康熙元年(1662)清政府發佈的所謂「遷海令」。清廷為了對付據守臺灣、廈門一帶的鄭成功,怕沿海的居民接濟鄭成功,乃將東南沿海三十到五十里的居民全部遷移,若違反者立斬不赦。並且將所有船隻、房屋、稻禾一概焚毀之外,沿海居民全部向內地山區遷移,「哭聲震天」、「溝壑死亡者以數十萬計」的景象比比皆是。在持續二十餘年的遷海中,千萬難民如同牲畜,被迫走向更加荒蕪貧脊的山區,所引發的另一波社會騷動。到了康熙八年(1669)沿海各省開始展開局部複界工作。使得鄭氏政權所能控制的人力、財力、物力更加地日益困竭,鄭氏政權為了維持龐大的軍費等開支,除了繼續控制海上貿易的壟斷利潤之外,還不得不四處派遣軍隊強加賦稅,或者委託地方勢力不斷的在閩粵各地進行收集征糧活動。長期以來在福建各地更多鄉民,往往處於無所適從之尷尬處境。民眾悲哀命運往往不是自身所能夠控制,而地方頭人或宗族族長所強勢主導之力量,來決定其未來前進方向。

直至康熙23年(1684 )清政府統一台灣、復界之後,乃將海禁一併解除。復界造成土地的重新分配產生重要影響,以國家制度的再度掌握後更加強,「糧戶歸宗」的舉措,則導致聚族而居,造成大批地單姓大村的出現。伴隨著鄉村圍寨的構筑和鄉族武裝力量的崛起,鄉族勢力尤其是宗族的力量得到不斷的發展,并日益地軍事化和割據化,逐漸成為鄉村社會中非常成熟的支配力量。此華南農村宗族的力量伴隨著鄉村圍寨的構築和鄉族武裝力量的崛起,鄉族勢力不斷地發展,日益地軍事化和割據化,逐漸成為鄉村社會中非常成熟的支配力量。宗族組織的興起,是在政治勢力消退之下,社會組織功能重新恢復的情況下,不得不然的選擇,應該從超越“血緣群體”或“親屬組織”的歷史角度。[4]

事實上,從傳統中國的農村社區,宗族組織之存在,「鄉規民約」是基層社會組織的社會成員共同制定出來供大家共同遵守的一種社會行為規範。「宗祠」作為宗族或跨家族的社會機構,必須有一定的管理模式和規則。特別是對於祖先四時八節及每月朔望之輪流祭祀,並規定子孫不得強佔宗祠內居住,祠內及祠宅不准堆積柴草、五穀等易燃燒物品,亦不准在祠內開設賭場。總之,一切污穢等事都不適合在神聖之宗祠範圍內,其目的在保持宗祠的潔淨和威嚴。此外,明訂公約禁止賭博、竊盜、械鬥、保護共有土地祖產、對於平均水利,為了避免族地被不肖子孫私自向外族人出售,如何合理使用吉地置葬的細則,方可避免葬地浪費,關於財產糾紛產生等多項事宜,作為其懲罰或制裁模式。在清期以後成為地方進行鄉村整合的重要形式,更隨著朝廷制度的變化,借用國家行政法規術語來使自身的存在合法化,成為地方最主要的社會結構。在公共領域方面,民間基層組織形式上宗族與社會并沒有本質的差異,這種宗(家)主義,顯然是一種由地方精英來操縱的意識形態建構,它不是建立在生物血緣的基礎上,而是建立在經濟共同利益基礎上。

七、開啟另一扇歷史研究之門

從具體的歷史事實表述中,展現對於第一手史料的處理能力,就史料真偽的鑒別能力從史料中發現歷史關連性和完成發表研究成果等。歷史研究能力就是綜合不同管道史料、史料價值的判斷能力、諸種能力的綜合表現。歷史研究對於民間歷史文獻廣泛收集和充分利用,是突破現有史學發展之瓶頸,以開展未來研究之途徑。將民間歷史文獻與文化研究理論更進一步深入結合,推進與人文社會科學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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