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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野與文獻研習營:南中國海地區的歷史與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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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近世閩南文化研習營:田野與文獻」,2011年後更名「田野與文獻研習營:南中國海地區的歷史與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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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田野與文獻研習營」心得報告(陳冠辰 國立台灣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生)

 前言

        2011年由臺灣中央研究院史語所、國立暨南大學歷史學系與國立金門大學閩南文化研究所主辦,加上廈門大學民間歷史文獻研究中心、華僑大華共同舉辦的「田野與文獻研習營」,並以金門、廈門兩地為中心進行調查。本次營隊延續著去年的經驗,由具有豐富田野調查經驗的導師們,帶領學員走出冰冷的圖書館,走入鄉村進行深入的考察。這次的營隊所關注的不僅只限於中國南方的金門、廈門地區,更值得注意的是,從明清時期以北京為中心的角度來看,中國東南沿海地區雖位於帝國的邊陲,但實際上並非獨立發展封閉區域。從早期全球化貿易發展的脈絡下看,中國東南沿海更位於中國與西方貿易動線上非常重要的位置,當地的歷史也被世界歷史發展所牽動著,使我們不能單純以區域史的角度視之,而是要放在南中國海、東亞與世界貿易動線的互動上看此區域的發展。

 

心得

一、「歷史人類學」研究路徑:研究領域的深化與史料的延展

        193040年代傅衣凌先生因為戰亂之故,在躲避日軍空襲的過程中,偶然於福建民居之中發現各種的契約文書,開啟日後對於此類「民間文獻」的研究與重視,至今日華南學派的歷史人類學方法所進行的研究,仍然給予史學界許多的思考與啟法。在本次研習營當中,對習慣埋首於故紙堆中的我來說,實際上並不了解中國地方社會的生活世界與邏輯,因此更遑論能理解過去所留下的各種文獻,及其背後所蘊含的特定意涵。如同美國文化人類學家紀爾茲(Clifford Geertz)強調「深層描述」(thick description)的概念,我們必須去理解各種文獻、儀式背後的深層意義,才能更為準確的掌握當時人的思維,這也是在這次研習營中我更為深刻的體會。首先,就研究的深化來說,對受過學院派訓練的學生而言,田野調查的方式提供未來在史學研究上的無限可能。當然,12天的營期時間並非靈丹妙藥,完整習得應用於史學研究上的田野調查方法,但如同陳春聲於〈走入歷史現場〉中所言:「應努力把船中國社會研究中社會歷史學和文化人類學等不同的學術風格結合起來,通過實證的、具體的研究,努力把田野調查和文獻分析、歷時性研究與結構性分析、國家制度研究與基層社會研究真正有機地結合起來,在情感、心智和理性上都盡量回到歷史現場去」[1],才能對於理解鄉村社會發展有更完整的認知。例如在口述訪談的過程中,往往能有跳脫於文獻材料的敘述,以金門瓊林蔡氏為例,蔡家在當地各家宗祠林立的獨特情形,我們並不清楚是否因為家族糾紛所導致,也難以透過口訪理解這樣的現象,但藉由口述訪談中可以得知,不同房支下的口頭傳說對於祖先蔡守愚的崇拜,仍具有凝聚宗族的力量,成為跨越各房而存在的共同信念。

再者,就史料的延展來說,這次在演講或實地考查時,接觸到各種民間文獻或地方文獻,例如地契、鬮分書、科儀本、族譜、碑銘等,對於理解地域社會的發展,或是當時民眾的生活邏輯,都是非常豐富的材料,這次的考察不僅認識到民間文獻對於理解地方的重要性,且文本的文本性(textuality)更是必須加以釐清。以科儀本為例,雖然是鄉村禮儀專家所擁有類似日用類書與儒家經典的文本,但由於這些科儀本為地方禮儀專家所製作而成,透過比對不同時期的科儀本,似乎也就能發現文本如何抄寫、傳播的過程及情形,以及背後所反映的地方特色,或是儀式與社會文化史之間的互動;另外,以族譜為例,在劉志偉老師的演講〈閱讀祖譜〉中,為我們揭示了族譜的製作形制與基本原則,也指出閱讀祖譜時必須注意的部分。劉師以「大部分族譜都時真實,但內容不一定全然真實」這句話點出族譜中真實與虛構的部分,提醒我們必須謹慎地判別族譜的真實性。尤其,族譜的編纂者是誰?於何時製作?我們必須釐清文本製作過程,才能更精準的使用族譜。以族譜這類的文本特性為例,共同的祖先往往為宗族成員的關係表述,也常是修譜者利用文化規範與文化語言來建立人群之間的關係,以及透過聯宗來整合內部力量,順利在鄉村中奪取資源。綜上所述,歷史人類學的研究取徑一方面蒐羅各種民間文獻,增加史學研究上的可能性;另一方面,也不能因此而滿足,而是需要更深入的理解文本特性,運用在既定的題目上。

 

二、「大歷史」與「小歷史」的交織

        中國區域史的研究,自二十世紀以來已累積想當多的成果,如在江南、珠江三角洲、韓將與閩江流域研究、華北局部地區研究、江西與湖南局部地區研究

西南局部地區研究等都各有斬獲。現今華南學派的研究(如科大衛)受到佛里德曼(Maurice Freedman)、施堅雅(G. William Skinner)、華德英(Barbara E. Ward)等人對中國區域研究理論的影響,自1970年代開始在香港進行收集地方碑刻文獻與口述訪談的計畫等工作,並成立華南研究的學會與刊物,逐漸開闢出獨特的研究取徑。[2]然而,如何透過區域研究來理解整個中國,以及區域史研究展現何種程度的代表性,都是研究特定區域必須面對的核心問題。本次研習營趙世瑜老師的演講中,給予我們思考區域研究的不同思路,以跨區域社會的比較,進而跳脫傳統地域社會史的研究。藉由重構不同時間的歷史序列,探討區域的「結構化過程」,來理解區域社會如何整合的過程,例如不同時期移民浪潮與本地區居民的「再結構化」也是值得我們思考的取徑。

以上的認知,對於區域社會史的研究,提供不同角度的切入取徑。然而,我們如何思考當時國家與地方?這也就是本次研習營的要討論的課題之一。正如趙世瑜先生對於「大歷史」與「小歷史」的討論:「這裡的『小歷史』,就是那些『局部的』歷史:比如個人性的、地方性的歷史,也是那些『常態的』歷史:日常的、生活經歷的歷史,喜怒哀樂的歷史,社會慣制的歷史。這裡的所謂大歷史,就是些全局性的歷史,比如改朝換代的歷史、治亂興衰的歷史,重大事件、重要人物、典章制度的歷史等等。」[3]我們進入鄉村,將時光拉回明清時代做想像,思考彼時的南中國海的黎民百姓的生活邏輯,我們閱讀當時的族譜、碑刻、方志、文集,這些材料並非孤立,如將這些材料整合起來分析,歷史中的蛛絲馬跡往往就不言自明。如以金門後浦許氏的家族發展為例,即可清晰見得大歷史與小歷史之間的互動關係,許氏於明中葉後逐漸發跡,在祖譜中的紀錄可見於明末時,由於海寇猖獗,許氏家族歷經各種動亂,記載許氏抵禦動亂(如明末魁奇之變、楊耿之變等)的過程爭,即透露出許氏家族在地方上擁有防禦性的堡寨與火槍,可說是擁有武力的地方豪強,更不排除是海盜的可能性。然而經過上述動亂,加以康熙二年(1662)遷界使許氏家族遇到前所未有的劇變,整個家族幾近滅亡。至康熙十七年(1676)許氏復立宗祠,這樣的行動背後,似乎就可以看出許氏如何回到原鄉建立在地的勢力,以穩固自身家族的利益。畢竟,從當時的碑刻都可見到在明清時期,許氏掌握當地渡船航運的權利,也顯示出如何利用官方的認證,來維護自身的力量。總之,屬於改朝換代、治亂興衰的「大歷史」與屬於宗族、個人發展的小歷史,實際上是互相牽引與交織的複雜現象,這次的研習提醒我們必須兼顧兩個不同維度的發展脈絡,才能建構出完整的歷史圖像。

 

三、家族、廟宇與地域社會

        在南中國海地區的十來日,祠廟(包括宗祠、家廟、各種信仰形式的宮廟)的碑刻紀錄可以說是帶領我們回到明清時期地域發展的時光隧道,也是檢視當時人群互動、精神世界的重要媒介。祠廟中大至碑刻、芳名錄、匾額,小到神像的擺設、梁柱上的雕刻與建材等,都是一座豐富的基因庫,等著歷史學家在其中尋找出地域社會發展的脈絡,尤其要親自走入廟宇空間,才能抽出那有如細縷般的線索。如以捐款碑為例,廟宇的碑刻雖然可以在部分的資料選編或方志文獻中取得,但令我印象深刻的是,過去在收錄這廂石刻碑文時,往往不將一旁的捐款提名碑收入,但捐款碑上提供我們的訊息往往是非常關鍵的部分,如哪些姓氏的人特別活躍、哪些職業群體的人、哪些廟宇為特定家族把持、家族與家族之間在信仰世界中的競爭關係等等,皆可藉由捐款碑記中來分析。總之,宗教看似處理人死後的世界,但實際上是反映活著的人如何協調、運作彼此在地域社會中的生活。

        最後,要在此特別感謝這次營隊讓我認識許多優秀的組員,沒有他們我完全沒辦法進入狀況。同時,也要感謝本組導師李仁淵、許金頂在營期間辛苦的帶領我們走入鄉村,並提醒我們注意文獻與田野當中需要注意的課題。


[1] 陳春聲,〈走向歷史現場〉,《讀書》,2006:9,頁23

[2] 詹素娟,〈從地域社會出發的華南研究與臺灣區域史研究的比較〉,發表於「族群、歷史與地域社會學術研討會」,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館北棟3樓: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2007.12.202007.12.21

[3] 趙世瑜,〈敘說:作為方法論的區域社會史研究──兼及12世紀以來的華北社會史研究〉,收於氏著《小歷史與大歷史:區域社會史的理念、方法與實踐》(北京:三聯書店,2006),頁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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