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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野與文獻研習營:南中國海地區的歷史與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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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近世閩南文化研習營:田野與文獻」,2011年後更名「田野與文獻研習營:南中國海地區的歷史與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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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田野與文獻研習營」心得報告(林俊彬 高雄師範大學地理學系博士生)

 一、前言

  數十年來,從濁大計劃到四溪計劃臺灣學術界瀰漫著一股跨學科氛圍,至今仍方興未艾。除了許多大型研究計畫學術研討會由多(跨)學科的參與,最顯而易見的應是研究者所各自宣稱的跨學科取向。在青澀粗淺不全面的接觸經驗裡,最感熟悉的莫過於歷史地理學歷史人類學與歷史社會學。

  在本體論上這三門學科所感興趣的研究題材皆取自於人類所形構出的生活世界樣貌,其複雜多變千差萬別,因此地理學人類學社會學也就發展出特有的認識論與方法論,雖然學科視野研究方法各有不同,但卻都不約而同地向歷史學借鏡與對話,當中除了反映出各學科內所面對的發展瓶頸,我們似乎更應該考量歷史學到底為這些學科提供了什麼不一樣的學術觀點與研究資源素材,或者是說,這三門學科向歷史學轉介了什麼?對自己學科取向有了什麼樣的轉向與影響?我相信,這應該是此次「田野與文獻研習營:南中國海地區的歷史與文化」的舉辦意旨之一,更是向來服膺地理學的我為何想報名參加,以及能獲錄取的原因之一吧。以下便針對參與此次為期兩週,地跨臺(金門縣)、閩(廈門市、安溪縣湖頭鎮、華安縣、海滄縣與同安縣)考察之旅的沿途所思所得做一簡單回顧。

二、田野與文獻的相互考證

  視「田野調查」(Field Study)為重要研究方法的地理學、民族學、人類學與建築等學科,仰重透過實地觀察、攝影、訪問與繪測等方式來採集第一手資料。由於親臨現場,研究者普遍希望貼近當地住民的生活世界,期待捕捉考察地域的實際樣貌,以田野資料為素材,透過演繹或歸納,反覆思索其中的內在關聯性,提煉出值得深究的地域議題。由於學科間所重視的研究傳統各異,造成所屬研究者的研究觀也就不同。以筆者較熟悉的地理學為例,我們常透過區域、空間與人地關係為立足視角來進一步處理地域資料,往往不只重視文獻與田野資料,更積極地將這些素材向下扣連到其產生的地域空間,強調各地之間的區域差異與特色;反觀向來重視歷史文獻的台灣歷史學界,常透過比對文獻,釐清各項史實文脈的連貫性,思索並加以論證議題。或許由於研究時距過遠,研究地域或經滄海桑田人事已非,更或許研究者本身亟欲建構出大尺度的歷史走向與演變,重視整體輪廓,較不重視細部差異,在某些研究中更將文獻的」(產出空間)拔起,視為均質一體,遂有些許去地方化的遺憾。

  不過十數年來,由福建廈門大學華僑大學廣東中山大學等歷史系所發展出的「歷史人類學」蘊育出了跨學科視野,竭力呼籲「走向歷史現場」,如陳春聲教授所提倡的觀點:「應努力把傳統中國社會研究中社會歷史學和文化人類學等不同的學術風格結合起來,通過實證的、具體的研究,努力把田野調查和文獻分析、歷時性研究與結構性分析、國家制度研究與基層社會研究有機地結合起來,在情感、心智和理性都盡量回到歷史現場去。[1]

  其實在西方史學界,早在1940年代的法國,就已出現重視地理環境對人類歷史影響的「年鑑學派」;在臺灣學界,田野與文獻結合的研究想法也不陌生,施添福教授也曾如下闡述:「作為一種方法或方法論,區域史解讀或探討歷史的途徑,基本上是將歷史現象置於具體的時空座標上,也就是將歷史現象放回它產生的區域(空間)脈絡中加以審視,並經由掌握該區域範圍內歷史現象的歷時性、共時性縱橫交織而成的各種具體關係,再逐步細緻、深入的探討相互扣連的歷史現象,與問題的形成過程、機制和意義。[2]」由此便不難想像田野與文獻相互考證的必要性。

三、心得

  在此次以「南中國海地區的歷史與文化」為主題的田野考察裡,我認為貫穿在各田野現場的主軸莫過於「衛所制度(軍戶)」與「明清海禁政策」等國家制度的具象化,從中不僅能觀察到了「國家-地方」「官方-民間」的雙向互動,更清楚反映了不同地域在面對同一國家制度施展下所呈現出來的同與異。

  首先,因明代實施衛所制度,在國家尺度下,戶籍制度下劃出軍戶,確保軍丁來源不無匱,並發給屋田,戰時出兵,平時屯田(這很難不讓人聯想起明鄭時代的臺灣所推行的軍屯制是否為衛所制的變形);該制度對於民間家戶的影響則是身為世襲軍戶,正常情況下必須擇定由誰承擔軍務(即稱正軍,餘下家中男丁稱軍餘),由於除籍困難軍務繁重且須遠調本籍,這就影響著民間社會的家族發展(特別是家族內的權利義務的分配,如分戶財產繼承等)。但若丁盡絕戶呢?里甲制下的基層社會則在定額稅賦的壓力下,則以較為彈性的作法來因應,招徠願意承擔舊額稅賦的人戶來繼承勞役(我們從主辦單位發予的參考資料中可以看到顯例),在戰亂頻傳的明代中後期,這類就地合法化的權宜之策,讓流民獲得編戶入籍的機會,也讓鄉里聚落有了流動性,也產生了些許質變(即科大衛教授指出的:誰享有入住權的議題)。

  其次,由於明初即實施海禁政策,朝廷視海洋為孕育動亂的淵藪,嚴禁時甚至連漁船也不許下海。此舉不僅阻斷海上商貿的發展,也限制了東南地域沿海人民的傳統維生方式,遂讓以漁鹽海耕為生的沿海居民鋌而走險,冒險出洋,或為海盜,或遠走異國。不但無助於緩和倭亂,反更憑添了亂源。另一方面,在金門中國東南沿海也出現了由衛所修築的眾多城寨防禦地景,雖然兵弁稀少駐點分散,但也讓某些沿海鄉鎮的地理重要性日益顯著,如金門島。時至清代,由於明鄭勢力盤據東南沿海,康熙朝即頒布遷界令,命令沿海居民大規模往內遷徙,堅壁清野。如此消極地抵制海洋,我們不僅應該思考沿海地域所遭受到的結構性破壞,或許更應探究在復界後,基層民間社會的重組與再結構,以及沿海地域的再區域化。

  最後,我思索著地域鄉民對於「海域-陸域」的觀感。對於習於農業生活方式的農耕民族,視海域為滿布變數、風險的危險區域;但對於沿海居民而言,整個南中國海域是個開放通道,是處充滿機會、利益的化外天堂。這種由於生活方式不同,造成對地理環境有著根本性差異的想法,其實就是地理環境對於人類活動積極影響的顯例。

  此次考察之旅,主辦單位期待能結合田野與文獻二者,訓練學員們學習另一種的思考模式與研究方法(雖然與其他人文社會學科的田野考察偏重之處略有不同),成功地由文獻發掘問題,再由田野驗證文獻,讓我們皆感於日後研究時,必須走入田野的重要性。



[1] 陳春聲(2006),〈走向歷史現場〉,歷史田野叢書總序。引自鄭振滿(2009),《鄉族與國家:多元視野中的閩台傳統社會》,頁III。北京市:三聯書局。

[2] 施添福(2006),〈社會史、區域史與地域社會以清代臺灣北部內山的研究方法論為中心〉,國立成功大學歷史系「史學講座」講稿,頁4。該講稿中也清楚列明「華南學派」學者劉志偉、鄭振滿、陳春聲三位教授的論點,如同頁所引之鄭振滿教授的說法:「為了直接體驗空間的歷史,我們就親自到文獻中所記載的那些地方去做田野調查。那些文獻上死的歷史在田野中就變得活生生的,而且在田野中還會發現文獻上沒有記載的內容,並且看到它們原本就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與其周圍事物聯繫一起,歷史就變成立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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