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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野與文獻研習營:南中國海地區的歷史與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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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近世閩南文化研習營:田野與文獻」,2011年後更名「田野與文獻研習營:南中國海地區的歷史與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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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田野與文獻研習營」心得報告(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 何幸真)

 在尚未踏上金廈的土地時,我原以為這次的研習主題內容與自己的碩士論文研究題目並沒有直接的關聯。我目前計劃研究的是與歷史記憶相關的問題,當初報名營隊,本來只是想學習一些田野調查、口述歷史和解讀空間史料的方法,而老師們研究問題的視角或著重方面也可能為我的研究帶來啟發。直到實際開始研習和考察之後,我才逐漸發覺,在這次的研習營,我們所關注、探討的一切問題,其實都與歷史記憶有關。

  我們在此次的研習過程中,接觸最多的應是關於家族方面的資料。特別是出外考察的時候,進廟、看宗祠、抄碑刻、翻族譜、拍神主,我們將從田野調查中得回的零碎資料一片片地拼湊起來,配合營隊提供的文獻資料,慢慢建立起地方家族發展歷程的概略形貌。在這過程當中最讓我感興趣的,就是各個家族對自己歷史的「建構」。

  對於在各地掌握著地方資源、主導地方活動的所謂「望族」而言,建構家族歷史似乎是一種合理化自身在地方上「現狀」─例如他們對地方資源與權力地位的把持、與其他家族之間的關係,以及決定哪些人為家族內部成員的原則與機制─的手段。而且這種對於家族歷史的建構,除了在其內部傳承之外,還可能會進行公開的展演和宣示,好讓地方上的其他群體也將此認知為事實,進而接受這些建構內容所導向的現今,使他們所希望的「現狀」得以維持。

  當我們在金門進行考察時,透過口訪和一些資料的閱讀,發現當地不少家族在敘述發跡歷史的時候,都將之牽扯到「風水」的影響。這一點在臺灣似乎也相去不遠,至少在每回總統大選之前,候選人們的祖墳風水總會被拿出來討論一番。將「風水」設定為家族發跡的原因時,似乎也使得這些家族歷史發展的過程跟著「神秘化」了。換言之,該家族在地方上發展,逐漸取得突出的地位、影響力,以及足以支持並促成這一切的財力,其箇中因素與過程就在所謂的風水論述下模糊化了。而在這片模糊當中可能包含了更多被隱沒或改寫的歷史,例如家族成員身分或職業上的轉換、與其他家族關係的變化等等。這種現象倒與傳統史書當中,敘述歷代開國君主或並非透過合法方式即位的皇帝時,總會透過一些瑞徵意象來強調其天命所歸,有異曲同工之妙。

  有時候與其他家族之間的關係,也會反映在家族發跡史的論述中。如瓊林蔡氏藉種竹營造風水進而興旺的故事裡,當地另一支家族陳氏,就在當中扮演了欲行破壞卻適得其反的角色。這種故事等於將家族之間的惡劣關係和後續競爭狀態合理化,不僅強調這種關係「早在一開始就存在」,更宣稱「一切都是對方的錯」,雖然它確實能反映各個家族在發展過程中為了爭奪資源而產生的種種衝突,但同時也將之模糊化。人們在傳述歷史時,其內容往往會反映他們對於當代現實社會的體驗與感知,[1]瓊林蔡氏的發跡故事應該就是個不錯的例子。

  不過個人覺得最精彩的,還是我們到湖頭進行考察時所參觀的李氏家廟,裡頭對於家族歷史的陳列與公開展示令人驚嘆。除了祭祀區域之外,家廟中更利用了大量的空間來配置圖文並茂的資訊,展現家族悠久的歷史與龐雜的譜系,而家族中曾經考取功名的成員,更被整理成一長串的表格,以彰顯湖頭李氏「長久以來」的輝煌。這不僅是一種對內營造認同和榮譽感的宣傳,也是一種對外強調其成就、影響力與貢獻的炫耀。而家族發展史中的關鍵人物李森,在目前當地的故事中,他不但經營多種事業,也是地方上各種建設的推動者,並被塑造成一位「著名的慈善家」。這些在家廟中被大量堆砌起來的事蹟,也讓人感覺他似乎是個已被家族美化、改寫生平,接攬家族發展過程中許多重要貢獻的「箭垛式人物」。而在李森之後衍生出來的龐雜支脈,更令人不禁懷疑如此繁複的分房狀況,是否只是另一個多家攀附後重構家族譜系的結果?倘若如此,今日我們所見到李森那充實而忙錄的人生,似乎也得到了解釋。

  儀式和紀念活動是歷史記憶研究中重要的探討面向之一,在考察地方家族對自身歷史的建構時,我們也能從祭祀空間的某些配置中尋得線索。祭祀活動本身就是一種能夠不斷強化家族記憶的手段,透過重覆、規範化且程式化的形式來回顧「過去」,並藉由參與者身體上的實踐,使儀式蘊含的記憶和價值得以深入其心理和生活;[2]而當這些儀式和活動在固定的空間中進行時,空間中的圖文資訊亦可能在參與者的心中內化,因此也可說是建構家族歷史時的一種利器。像經商發蹟後建立華安大地二宜樓、南陽樓的蔣氏家族,就非常刻意地想要塑造「耕讀傳家」的形象,始祖蔣士熊藉由捐納取得庠生身分,但其供奉於二宜樓公共祖堂的畫像卻身著官服,而南陽樓的楹聯彩繪上亦書有「敬祖睦宗,尊禮崇儒,以耕讀為本」的字樣。在南陽樓裡標示的解說文字中,還提到蔣氏子弟的學前儀式:他們在入學前須準備紅蛋,向「土樓公」士熊跪拜。圖像、文字與家族建立起來的「傳統」,都成為家族所建構之歷史深入後人心中的媒介。

  在這十幾天的研習和考察過程中,敝組的謝湜老師不斷提醒我們:族譜是應該倒著來看的,將宗族視為一個由始至終皆封閉、成為固定的群體,其實是不妥當的。我們這段期間所研讀的文獻包含了大量的族譜,行前我在閱讀這些材料時,僅將之視為交代該家族繁衍、分支的記載,而不知道當中其實反映的是一個被建構出來的血緣群體,以及該群體中成員的流動過程,有外人在此過程中被納入,有人則從中被剔除。這種情況往往與資源的競爭有關,為了增加所屬群體的力量,原本互不相涉的兩個群體可能透過攀附而結合,共同對抗其他的競爭者。而我們在華南考察活動中經常看到的「賣牌位」現象,除了涉及「宗族」內部成員的增減之外,也可從中窺見在此變動過程當中其成員權力地位重新洗牌的情況。

  學術研究成果對地方記憶的影響,是另一個讓我深感興趣的問題。學術著作與民間記憶的互動似乎是古今都會出現的現象,學者們對某段歷史進行研究時,經常取材自地方記憶,而地方上人們對該段歷史的認知,亦可能會隨學者的研究成果有所調整。程美寶教授在她的講座中提到書寫傳統對口述傳統的影響,我原本認為這種影響或許涉及在人們心目中文字的「權威性」,但隔一段時間後再思考這個問題時,我開始將此現象與前述學術成果影響原有記憶的情況聯想在一起──或許,與其說文字具有權威性,不如說是文字所象徵的「知識」意義使之具有權威性,而文字的使用者在口述與書寫傳統交錯的社會中,往往被認為是知識的掌握者。

  此次研習也讓我深刻感覺到自己以往研究視野的狹小。我們往往太過專注於一時一地歷史的研究,而沒有將之放在一個更長的時間脈絡和更寬的區域背景下去檢視,忽略了我們所試圖瞭解的對象,他們的行為與抉擇往往深受習慣、過去經驗以及對過往和傳統的認知所影響,也忽略了區域的非封閉性,家族間的聯姻關係和活動的範圍非只限於一地,其成員在外地的經營或彼此之間的競爭、合作關係,亦可能影響到原鄉人們的活動。而最重要的體認則是,過去的我實在太小看自己所面對的文獻史料了,若不結合相關的背景知識,並對整個大時代、大環境有所瞭解,根本無法瞭解其中所蘊含的深意和有趣訊息。宋怡明教授在他的講座和討論中都曾提醒我們,在解讀文獻的時候,必須經常思考一個問題:這些文獻的創生,將使哪些人受益?使哪些人受到影響?若能抱持這樣的思維來閱讀文獻,相信一定能夠發現更多更精彩的訊息。

  總之,透過這個研習營,讓我學習到很多。在此謹向各位講師和研修導師,以及辛苦的工作人員們致上最高的敬意與謝意,因為您們我才能在這十幾天的研習中有那麼多的成長和收穫。同時也要感謝我的組員們,謝謝你們這段時間的照顧,和你們大家一起考察、一起學習、一起討論,對我來說是非常愉快而且收穫頗豐的經驗。



[1] 王明珂,〈誰的歷史:自傳、傳記與口述歷史的社會記憶本質〉,《思與言》,第34卷第3期,頁157158178

[2] () 保羅.康納頓著,納日碧力戈譯,《社會如何記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12),頁4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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