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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野與文獻研習營:南中國海地區的歷史與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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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近世閩南文化研習營:田野與文獻」,2011年後更名「田野與文獻研習營:南中國海地區的歷史與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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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世閩南文化研習營心得(李仁淵 哈佛大學歷史與東亞研究所)


近世閩南文化研習營心得報告

李仁淵(哈佛大學歷史與東亞研究博士候選人)

 

 

       此次「近世閩南文化研習營」在十三天的時間內,除了在金門大學的演講之外,共參訪了金門縣的金門城、珠山、水頭、瓊林、後浦,廈門市的馬鑾、新安、青礁、白礁,泉州市安溪縣的湖頭、漳州市華安縣的大地土樓與東山島等地。在地域上包含了漳州與泉州、廈門與金門。地理位置上從島嶼、海岸一直到山區。聚落的特性包括了僑鄉、渡口、衛所、內陸河港與山間土樓。雖然都在所謂「閩南」的地理與文化區域之內,但社區的型態可說是相當多元,而各個社區有不同的發展軌跡。面對這些社區,作為歷史研究訓練的一部分,首先我們要面對的問題是:我們如何理解一個社區在歷史中的發展?有那些問題需要注意?如何將觀察到的散落現象統整起來,找出社區人群與歷史之間的關聯?

        而在方法論上,此次營隊另一個重點是強調文獻閱讀與田野調查的結合。在地方史的研究當中,如何解讀地方文獻是很核心的問題。出自地方的地方文獻一旦脫離了它的脈絡往往會失卻其意義,究竟田野調查如何幫助我們解讀文獻、田野與文獻要如何相輔相成?藉由閱讀當地收集到的文獻,配合實際上到該地去調查,這次研習營提供一個練習實踐的機會。

        第三個讓我們思考的問題是地方史研究的重要性是什麼?透過對一個地方社區的歷史考察,我們可以從中學習到什麼?對整體的歷史學研究有什麼樣的貢獻。

        這三個問題牽涉廣泛,也非一次研習可以回答。加以這次考察的地方甚多,在此我將討論範圍縮小到此次青礁、白礁慈濟宮中的碑刻材料,從這些材料中略述自己的心得。[1]

 

      青礁與白礁的慈濟宮都奉祀保生大帝,地理位置相近,且都留下大量碑刻。藉由解讀這些碑刻,我們可以觀察廟宇與人群之間的關係。

        兩廟最早的碑記都錄於方志,皆稱立於南宋,現都不存。青礁的〈慈濟宮碑〉收錄於《海澄縣志》,紀年為嘉定二年(1207)。白礁的〈白礁慈濟祖宮碑〉則收錄於《泉州府志》與《同安縣志》,雖未紀年,但作者莊夏為淳熙八年(1181)進士,又提及嘉定九年(1216)之事推測立碑時間應較青礁〈慈濟宮碑〉稍晚。兩碑都述及吳夲從靈醫到死後鄉人立偶像祭祀,接著在寇亂時顯靈,遂在紹興辛未(1151)正式立廟,之後又先後受朝廷封賜「忠顯」、「英惠」之號。[2]同時也提到慈濟宮位漳泉兩州之界,然在立碑當時已散佈廣遠,「數十年來,支分派別」、「不但是邦家有其像,而北逮莆陽長樂劍津、南被汀潮以至兩廣舉知尊事」。這個地方巫道英雄死後顯靈為鄉人所祀,後因能保鄉受朝廷封賜,從地方神明轉播為區域信仰的經過,在南宋屢見不鮮,如媽祖與臨水夫人皆經歷類似的過程。[3]蓋從兩碑可知紹興之前吳夲祭祠已經存在,但紹興辛未(1151)「奏請立廟」,此時方受官方准許而有正式地位,之後受封「英惠」亦是「邑人又以其績轉聞于朝」。可知地方祠祀地位的提昇實賴地方人士與官方之合作,然而很難說是因為受官封之後信仰方擴展四宇,亦有可能是信仰擴展之後需要官方承認,以免被歸於淫祠。

        然兩碑不同之處在隱然地互爭正統。青礁碑記特別提及紹興時奏請立廟者為出於青礁的「鄉尚書顏定肅公」,而白礁不提及,僅說封奏捐修均為「邑人」。而後青礁碑更主張立廟「自經始至於今,登載弗具」,卻又說「同安舊有記」,以為泉州之廟。然某侍郎在泉時,「網羅所聞壁記,其言始於漳之青礁,而顛末則未詳。」而後又「采故老之所聞惟吾鄉之為近。」由此概知青礁此記在受封「英惠」後一年立,其目的之一似在強調自己的正統地位。而白礁則受封「英惠」之前便有邑人倡議重修,然窘於資金在受封之後才完成,隨之囑莊夏寫記。嘉定「英惠」之封(1208年)是給青礁或白礁無法從兩碑中判別,但可能是這次封賜引起兩廟之間的緊張關係。

      由此碑記可知立文字是證明正統的重要手段。青礁之碑否認同安舊記,反稱「缺典」,其自立文字的依據是聞泉之壁記言始於青礁,兼採故老傳說,將口頭流傳之信息立為文字,由此產生效力。內容則在重述神蹟故事,強調神廟與當地之連結,如言廟基為賊酋死地、立廟之初是鄉老上奏。由白礁之碑對漳泉畛異之模糊,對照出青礁證明其正統的急切。[4]許多地方神明的神異故事,恐怕都是在這樣的背景中創造出來,或是在這樣的背景之下才見諸於文字,得以流傳下來。

       兩碑中故事的真實與否或究竟何為祖廟難以甄辨,但若方志所收青礁之碑真為嘉定所作,[5]似乎便顯示了十三世紀初隨著神廟信仰範圍的擴大與官方認可,在位於兩州之交的這兩座廟及其信仰的人群之間製造出緊張的關係。至於緊張的根源為何,是否是因為青礁在當時有更好的發展(白礁欲修廟而窘於財),則必須參閱更多資料,將背景置於南宋此地的歷史脈絡。

        從元明到清初兩宮都無碑記留存,接下來是在復界之後的康乾時期兩宮開始有碑。青礁的〈吧國緣主碑記〉紀年為康熙三十六年(1697),為青礁顏氏家族所立。開頭便提此廟為顏氏祖先定肅公所建,然辛丑(1661)播遷後廟成廢墟,顏氏子孫在復界之後捐募重建。值得注意的是這次重建受南洋僑民幫助甚大,特賴「吧國甲必丹」郭天榜、林應章的捐助,同時南洋保生大帝的大道公廟亦捐銀。可以見得青礁慈濟宮在十七世紀末就與南洋往來密切,南洋的保生大帝廟亦承認青礁慈濟宮。

        同個時期白礁並無碑記,直到乾隆己亥(1779)才有王氏捐園碑。如同青礁慈濟宮康熙三十六年的重建是由顏家子孫主導,白礁慈濟宮亦是由白礁王氏捐資,而祈願仁人共襄盛舉。不同的是白礁慈濟宮在此時於王氏的關係應該更密切。此碑題名為「白礁闔族家長公立」,碑文中神廟與祖祠也往往並稱,如說其捐田「略資神燈油火,兼護祖宗門堂」。比起青礁,位於聚落中心位置的白礁慈濟宮在此時似乎與當地家族結合的更為緊密。

        兩宮之間更明顯的競爭關係似乎是從嘉慶年間開始。嘉慶四年(1799)白礁慈濟宮率先重修,董事為王家人,捐款者除王氏子孫外,多半來自金廈同安,此外亦見以宮廟名義出捐者。其中福建水師提標、金門總鎮府何定江的捐銀另立一碑,將官方資助另外提出來。接著在嘉慶十九年(1814)青礁慈濟宮亦重修。這次重修有一定的意義在,碑記開頭便說:「青礁東宮祀保生大帝,漳之祖宮也。宮為漳之祖,或建或修,成之於顏氏….顏氏董其成,而漳之人咸踴躍捐貲樂助焉者,敬其祖也;漳之宮,非漳人亦罔不踴躍捐貲樂助焉者,敬其神也。」這個碑記將青礁慈濟宮與漳人的關係清楚的提出來。此外值得注意的是,本年的捐款碑記分為兩部份。一碑為知縣署名,列名者許多人具有官銜與科名,同時雖由顏家董其事,捐款者則多為他姓。[6]另一碑則幾乎都以宮廟社為名義,可以辨別出地點者幾乎都來自漳州,如龍溪、南靖、長泰等地。這次青礁慈濟宮的修築明顯有地方官紳與宮廟系統的合作,同時「漳州」這點被特別提出來。

        緊接著,隔一年白礁慈濟宮亦重修,分別有四塊碑記署於嘉慶二十年(1815)與二十一年(1816)。在述其原委的〈重修白礁慈濟宮碑記〉中提到,嘉慶甲戌(1814)王氏族人便重修祖宮拜亭,然欲修正殿而無力進行。遂由當地鄉紳王珪璋請時任福建水師提督的王得祿幫忙募捐。王得祿認為之前平定蔡牽等海盜有賴保生大帝庇佑,遂帶頭捐款。或許因為王得祿的號召,這次捐款的人數與範圍超過白礁慈濟宮十六年前的捐修。三塊題名碑中嘉慶二十年那塊金額都很大,為鄉紳(包括三名非王姓的董事)與行商;隔年的兩塊實為一體,按照金額排列,包括了泉廈一帶的個人與宮廟,其中許多捐款金額少的王姓者可能為白礁王姓族人。

        兩廟幾乎同時在嘉慶時期大規模的重建,且此時的重建捐款有幾個特色。首先是有地方官員領銜,青礁有縣長題撰,白礁有福建水師提督帶頭。其次是雖然王氏與顏氏都任總董,但兩家的角色相較減輕,其他地方官紳的角色則提昇。第三,地方宮廟大量的出現在捐款碑當中,且各自有各自的聯屬關係,似乎有一定規模的宮廟系統存在。第四,開始有許多以商人或商號領銜的捐款,如白礁的洋行行商,而青礁許多帶有「觀」的人名也可能是商人。第五,漳泉之間的區分似乎變得更明顯。嘉慶之前的捐款碑這種區別還看不出來,但這時候的捐款明顯的有漳州屬青礁、泉州屬白礁的傾向。以宮廟來說,同時在雙方出現的宮廟雖有,但相當稀少。這些變化似乎反映了十九世紀初期兩廟支持人群的改變與社會的變動。此時較寬鬆的政治氣氛與較活躍的沿海經濟活動讓民間捐款的範圍更為多元且廣大,傳統地方家族與商人或地方宮廟群體並行。漳泉之間的區分可能因為兩府的械鬥與其移民在海外的衝突而強化,進而反映在對這個位在兩府之交的神廟的支持群體上。

        在嘉慶之後民國之前,從現存碑記來看,青礁慈濟宮有咸豐四年(1854)與光緒二十二年(1896)的重修,白礁慈濟宮則是在光緒四年(1878)有一次大規模的重修。這幾次捐修最大的特色是海外捐款的比例大大提昇,同時此海外的範圍也擴大許多,包括現今馬來西亞、越南、緬甸、新加坡等地,尤其是出現了許多以「公司」為名義的捐款。青礁咸豐碑開頭特別提到「帝之神無所不之,帝之靈亦無禱不應。華夏蠻貊,罔不欽其德而沐其恩」。白礁光緒碑在強調白礁慈濟宮「里人因帝之梓居而建也」後,亦有大同小異的字句:「帝之德無所不溥,帝之靈亦無禱而不應,華夏蠻貊,罔不率被。」在這之前則沒有出現強調帝澤無所不至,廣被海外的字句。這當然是因為眾多海外捐款者所致,白礁光緒碑便特別說這次重建「向外洋各處漳泉人等諸善信者鳩金重構。」

其次是商號捐款大量增加,幾乎取代了之前地方宮廟的角色。這應該是與當時海外貿易的崛起相關。海外行商風險甚大,位於海濱港口附近的宮廟遂成商人祈願之所。原先為衛所官軍信仰的東山所關帝廟在十九世紀中末時亦有類似的演變。乾隆丙午(1786)就有雲霄商人「欲往南方經營生理」而來祈願捐田。道光壬午(1822)重修時說此時「凡官軍、紳士、商旅、人民蒙景福而被宏庥,爭醵金而樂之趨事。」商旅已經列為四種主要的信眾。而至同治九年(1870)與光緒戊申(1908)的捐款碑則可看出主要的捐款者為商號,範圍從東南沿海口岸到南洋。

十九世紀晚期捐款中出現的華僑與商號也代表著這個區域地方勢力的轉變。在馬鑾、新安等地的考察亦看到類似的情形。流動的海外移民與商人逐步介入地方事務,而原先在地方主導公共事務的地方宗族、鄉紳與地方官員雖仍具有一定影響力,但相較之下重要性較以往減弱。宮廟的重建僅是地方公共事務之一,在造橋鋪路、社會救濟等事業上,乃至於地方政治的運作,[7]僑與商的身影也日益明顯。此時的地方社會已不得不與世界作連結。

 

廟宇重修僅為地方公共事務中的一環,然而廟宇的重修必須連結到不同的社會人群。社會人群對修廟的參與有其背後的文化與社會意義,不但是信仰的表示,亦是社會地位的象徵;因此從廟宇歷次重修的碑記當中,我們亦可以觀察到其間地方社會的歷史變化。青礁與白礁是位於漳泉之界的兩個村莊,而兩所慈濟宮為兩村的信仰中心。在復界之後的復興重建當中,青礁的顏姓家族與白礁的王姓家族是主導的力量,尤其白礁的慈濟宮似乎與其祠堂重疊。嘉慶之時兩廟幾乎在同個時段重修,顯現出當時這一帶的社會活力,表現在對地方信仰中心的增飾擴充。地方官員象徵性的領銜,但背後有地方鄉紳、地方宮廟系統與逐漸崛起的商人群體支持,顯現地方勢力的多元發展。同時漳泉兩府之間的爭鋒角鬥可能也是此時宮廟拓建的緣故。十九世紀之前雖然已有海外移民捐款,但十九世紀晚期則滲入更深。由海外貿易興起的商號特別在地方事務中有更多參與。這時地方事務不僅有官方與區域性的力量介入,海外的因素也必要考慮進去。這樣的歷史演變不僅在青礁與白礁,我們在東南沿海其他的社群當中也可以觀察到類似的發展。

從青礁與白礁的例子可以看到,即使僅是地方廟宇的碑刻資料,我們亦可藉由將之放入時間與空間的脈絡之下,討論地方社會的基本課題。若配合不同性質的史料之間的對照,以及更深入的田野調查,將有助於我們對地方史乃至整體來說的社會文化史有更進一步的認識。

 


[1] 原先打算也討論東山關帝廟的碑刻比較兩者,然限於時間與篇幅,僅討論青礁、白礁兩宮。東山關帝廟碑刻從明中到清末,表現出各時段的特色,其實是更好的討論材料。

[2] 兩碑對受封「忠顯」之號的時間記載不一。

[3] 又見Valerie Hansen, Changing Gods in Medieval China, 1127-1276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0).

[4] 特別是碑末頌詞結尾提此廟:「唯兩州之人兮紹爾子孫」,特別要提出此廟為兩州所應共奉。

[5] 之所以會有疑義是因為青礁此碑在受封隔年即立,較晚的白礁碑除開頭提及神廟「宅於漳泉之界」外,反沒有論到漳州之廟。讓人懷疑是否在南宋此時漳泉兩州便培養出這樣地域概念,或者是此碑是後來漳泉爭論的創造。

[6] 顏家中有以顏定肅公之名捐款者。

[7] 如涵江商人晚清民國之際對地方社會的參與,見鄭振滿,〈晚清至民國的鄉鎮商人與地方政局:以莆田縣涵江鎮為例〉,《鄉族與國家:多元視野中的閩台傳統社會》(北京:三聯書店,2009),316-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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