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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野與文獻研習營:南中國海地區的歷史與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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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近世閩南文化研習營:田野與文獻」,2011年後更名「田野與文獻研習營:南中國海地區的歷史與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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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法泡製?明清地方史研究的可能(朱冬芝 政大歷史所)


如法泡製?明清地方史研究的可能

朱冬芝(政治大學歷史所)

 

  近幾十年來受到年鑑學派與人類學的影響,許多中國史研究者已不再將中國視為一個「總體單位」來看待,他們了解到中國本身是由許多不同地區所組合成的國家,試圖從區域史或地方史的角度,重新審視這個幅員遼闊的帝國。在這波研究潮流中,有強調地理特殊環境者、有著重地方特有文化者,為了解釋何以只研究某一地區,研究者多半再三找出該地的特殊性以作區分,強調當地人對當地特有的情感。

  自1960年代Skinner提出的巨區論開始,西方學界陸續出現以華南、華北或是江南等,以各別區域或城市為主要範圍的研究,包括黃宗智(長江三角洲、華北)Prasenjit Duara(華北)Susan Naquin(北京)William Row(漢口)等。而在日本學界方面,則自1980年森正夫則提出地域社會論以來,隨之興起以地方視野來思考國家統治的研究趨勢(如上田信浙東地區、岸和行珠江三角洲等)[1]同樣地,近年來中國大陸學界,包括科大衛、蕭鳳霞、陳春聲、劉志偉、鄭振滿、丁荷生等以華南地區為中心,結合人類學田調方法,被喻稱為「華南學派」,積極探討國家與地方關係,以及基層社會與民間信仰等問題。與其相呼應者,尚有專注華北地方研究者趙世瑜。

  這些研究的共同點皆採取微觀一地的方式,企圖銜接中央─地方的兩端,從中強調「國家」、「士紳」及「下層民眾」三者如何互動,以及地理環境造成的差異性等。然而,與許多地方史研究不同之處,我以為華南學派的研究,或許已不只是華南地區的研究,而是針對中國地方社會進而提出的一種研究方法,並藉由不斷地實驗逐漸成形。這些學者的研究,與日本或美國學者有著學術背景的差異,尤其深受Bronislaw Malinowski、傅衣凌、梁方仲、費孝通、Maurice Freedman等學者的影響,逐漸發展出現今日的華南學派。而這一系列的發展又深與中國政府進行的農村社會調查政策密不可分,亦可謂有其現實的背景。[2]以下我想透過三個部份,試圖陳述此次參訪中所觀察到,這批中國學者所採取的實作方法及切入角度,進而再反思臺灣的研究者是否有同樣運作的空間。

 

()實作方法:不只是進村找廟、找碑,長期蹲點研究才是關鍵

        在實作方法上,我認為可以分成三個部份來看。一是事前資料的收集,如地方志、當地文獻及介紹性資料;研究者需先理解該地區的村落分佈、地理性質及發展史等。二是實地進入村落,以廟宇、宗祠為中心,盡可能搜集各種文字、圖像及口述資料,包括匾額、對聯、碑文、籤文及收藏的善書、科道書、族譜、契約文書等。三是在一或二的進行過程中,研究者必須提出各種推論或想像,兩者必須互相印證及反證,並試圖將這些資料與大歷史脈絡結合在一起。

  以金門的實作情況而論,研究者先透過閱讀金門方志、調查報告(1938年南洋協會進行的金門島調查報告)及二手研究等,獲得金門近代發展史的脈絡。略知金門作為海疆要地的地理特性,及近代發展的幾個關鍵階段(如明衛所軍戶移入、海禁遷界及清代設衙署,乃至中業以來的華僑經濟等),並從資料中進一步區分出內部不同村落的性質(如多姓、單姓村的區別,商業與農、漁業區的不同等),最後在累積一定的認識下,進入第二階段的村落考察。值得注意的是,進入第二階段並不代表第一階段的資料閱讀結束,反之是不斷地重覆閱讀,進行與現場考察的印證與反思。

  以瓊林蔡氏為例,研究者經過實地考察,包括整個村落內部空間的分佈、各方文字蒐集及口述調查,初步可能獲得幾種簡單的資訊,例如 (1)密集建有大小宗祠多座;(2)強調族內文風仕宦的特性;(3)家廟至今仍有舉行古祭禮的記錄;(4)家廟周圍信仰以關聖帝君(忠義廟)、保生大帝為主,並且在福建安溪、青礁廟宇中皆可見金門瓊林蔡氏其捐款題匾。從這些粗略的考察中,研究者必須迅速找到自己觀察到可疑之處,進而建立一個推論。延續上述的例子來說,研究者可推論多座宗祠形成,與家族仕宦能力有關,甚至是兩者幫襯的結果,亦說明瓊林蔡氏擴大到一定規模後,彼此之間產生的競合情形(如對聯題有「分吏分兩派別祭餕餘依然合食一家」一語),進而以其論點比較其他金門地區家族,如水頭黃氏、珠山薛氏的不同處。

  這當中每一個收集而來的文字,或是看似無意義人名,都可能提供研究者在反證或印證過程中,彌補缺口的證據。然而,透過片面觀察及印象所得的論點,往往是相當危險的,研究者更必須將眼見一切深化成有意義的資訊,因此「蹲點研究」成為一個必要進行的過程。長期觀察當地居民人群關係,了解他們所認識的歷史及採用的語言,唯有進入並駐留一個社區村落之後,始有可能獲得詳細的資料,並取得多方口述及私人文獻。這項工作進行,研究者的人格特質及團隊合作為其成功與否的關鍵;舉例來說,在短期的研習營中,取得福建新垵地區邱氏族譜,其之所以能短期取得資料,正是多人團隊分別進行口述、拍照的結果。

 

()不斷爭辯:華南學派中的分裂與合作

        實作考察過程中,積極搜集資料、進行口述或是暗自推論,某種程度上都可幫助研究者迅速進入地方,有效獲得圖書館以外的訊息。然而,最困難的是,獲得資料後,要回應哪些歷史研究課題。我以為在這部份,華南學派的學者因其研究地區、關懷主題不同,實存有歧見。這些華南學派的研究者,就主要考察的地區及所屬學校,大致以廣東省廣州中山大學及福建省廈門大學為兩大核心;[3]前者不僅包含整個廣東地區,並延伸至香港地區,後者範圍則擴及閩浙贛交界及臺灣。

        誠如前文所指,國家與地方之間的關係一直是研究區域史學者關注的焦點,並將其放在近代史幾個關鍵事件予以分析。但就此次研習營的觀察,我以為廣東幫較福建幫學者更加著重於國家權力如何對地方進行宰制的問題。最明顯的差異可能是在宗祠、寺廟信仰兩者的解釋上。透過地方菁英在宗祠之間進行的各種活動,包括推動家廟、修譜或儀式等,廣東學者易朝向中央、士大夫如何透過這些看似非官方的活動,如何將手伸入民間等議題來進行討論。[4]相對地,福建學者則似乎較注重民間本身的秩序;信仰及建廟本身代表的是當地居民之間的人群關係、勢力的角逐,而這些並不一定來自於國家對地方的影響,許多國家的制度一但要落實地方反而產生變形,更多可能是地方去影響國家的態度。

        兩者因所循線索、立場不同,在同一個時間點及事件上便可能有不同的解釋,但也因此提出了各種層面的可能性。這當中自然有爭論,但也因不同地方研究的互相比較之下,進而為中國區域史研究提供更周全的方法論,甚至用於文學、社會史、文化史的研究。

 

()用於臺灣:我們能蹲點嗎?

 

  為期12天的行程中,藉由觀察金門、福建,粗略得見這些華南學者的研究步驟,我深感好奇的是,在臺灣的研究者是否能如法泡製,亦或是應開發出屬於臺灣學者或是臺灣史研究範式。[5]以目前的情況來看,在臺灣研究明清中國地方社會者,往往仰賴的仍是圖書館文獻資料,至多進行一至兩個月的地方考察,與當地的研究者長期蹲點的研究方式存有相當差異。事實上,若要倣照這些當地學者的方法,研究者應累積半年至一年,甚至是更長時間的蹲點,始能建立起更細緻的認識。但,這點似乎仍未在臺灣明清史學界落實。

  再者,若就研究臺灣史的立場來說,目前各縣市進行方志撰寫及口述歷史的調查,都已累計相當的資料;在此種基礎上,華南學派的分析方法固有多處可以參考,但在具體運作上,臺灣史研究者是否有必要完全仿照華南學者的做法,卻仍有待觀察。尤其臺灣地方的開發史及都市化程度,實有別於閩粵部份,在歷史上必須考慮的關鍵事件也勢有所不同,國家的影響力也存在差距。因此在參照華南學者的研究方法時,勢必無法將整套分析方式搬來照抄。於是,無論是在臺灣研究中國區域的學者,或是研究臺灣區域史者,仍必須發展出另一套屬於臺灣學者研究優勢的方法,進而以此方法或論點,與這些中國區域史研究者進行對話。

 

  這此參加閩南文化研習營,從臺灣邊陲的一座島到福建沿海,最大的收獲並不是挖掘出一個歷史場景,而是學習一個史學研究者,要如何身體力行去將眼前的現實與過去的歷史文本進行對話。那並不是一個輕鬆的工作,你無法冒然如觀光客,拿著一本旅遊手冊,就期待能感受歷史場景;當然也無法在圖書館翻著地方志,查閱人物傳記及事蹟,就能明白這個地方生活的面貌。當進入一個地方時,必須在最短的時間內,透過手上及眼前片面的資料,迅速提出一個假設,進而去以這個假設為核心,逐一去考證、修正,甚至是推翻。我以為在這當中,個人實際下鄉研究有其必要,但更重要的是團隊合作,互相將不同資料交流印證,始能不讓區域史研究流於破碎化的可能。然而,在這樣的進行過程中,也不免產生疑問,即這樣的區域史研究最終是否能兜起一個完整的中國圖像?而是否需要如此細細描繪,才能解釋國家與民眾間的關係?臺灣的中國史研究者,若不蹲點,是否就無法研究區域史?無疑地,這群研究者的態度及方法令人深受吸引,卻也因為如此,在重新審視以往臺灣學者,非歷史人類學的研究方法時,仍感覺有其價值。但,究竟應該如何運用各種搜集而來的地方文獻,結合原有的圖書館文獻,在篩選過程中,更接近歷史,獲得有意義的論點,我認為是一個極為困難的過程,有待更多的實作成果。



[1]區域史研究回顧已有多文介紹,本文不多贅述;另日本地域社會研究史部份,可參考山田賢著,太城祐子譯,〈中國明清時代「地域社會論」研究的現狀與課題〉,《暨南史學》21999 6 月),頁42

[2]關於近年中國區域史的研究理念、方法,已有專著及多篇論文說明。可參考趙世瑜《小歷史與大歷史─區域社會史的理念、方法及實踐》,2006,在此不多贅言。

[3] 透過劉志偉的語言,兩派可以廣東幫、福建幫相稱。詳見劉平等訪談蕭鳳霞、劉志偉、宋怡明等〈歷史學與人類學的對話〉(http://historyxiada.5d6d.com/thread-90-1-1.html)

[4] 如劉志偉針對珠江流域的蚤民研究,提出蚤民借助國家話語改變自身地位及身份;劉氏與科大衛的研究也提出華南宗族發展,乃是明代以來國家政治變化及經濟發展的一種表現。另一方面陳春聲亦針對民間信仰部份提出正統化的問題。諸如此類研究,呈現出這些學者對於國家如何影響地方此種問題的關注。

[5] 相關問題已有多位臺灣史學者提出見解,詳見施添福、林玉茹等相關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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