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蹤
田野與文獻研習營:南中國海地區的歷史與文化
關於部落格
2010年「近世閩南文化研習營:田野與文獻」,2011年後更名「田野與文獻研習營:南中國海地區的歷史與文化」
  • 10472

    累積人氣

  • 0

    今日人氣

    0

    追蹤人氣

近世閩南文化研習營心得(鄭螢憶 政大台史所)

 近世閩南文化研習營心得

 鄭螢憶  政大台史所 博士班

前言

        歷史學的本質即是強調文獻的重要性,但當歷史學研究掙脫政治史的束縛,逐漸走向社會經濟史、庶民史的研究時,傳統利用文獻建構歷史圖像的方式,顯然已力不從心,因此史家借用人類學田野調查的方式,不僅擴大了歷史學史料運用的範圍,基本上也將史家從圖書館帶入了社會,透過更細膩的社會觀察、利用更多來自地方社會的資料,構築更全面性的社會史研究。換言之,田野與文獻的結合,已經是現今社會史研究必備的研究方法之一。然而,2010年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歷史系與金門大學閩南文化研究所、廈門大學歷史系合辦「田野與文獻:第一屆閩南文化研習」,可視為台灣史學界推廣田野與文獻結合的研究方法,重要的一場學術研習營。筆者有幸能夠參與此次研習,在這十二天的課程中亦學習不少研究的方法,特別是在華南學派的協助下,利用田野調查、文獻研讀與小組討論的過程,不斷的反覆練習「田野與文獻」的研究方法,獲益良多。 以下筆者先將華南學派的學術背景做一簡單的介紹,進而以研習營的內容說明田野與文獻的運用,以及此次研習營的觀感。

 

二 華南學派的崛起

80代中國區域社會史研究擺脫政治史範式的思維模式,開始轉向「眼光向下」的研究方式,這也使得中國歷史學者積極的借用人類學理論和方法進行地域社會的研究,而這種取向也影響80年代以來研究區域社會史的歷史學者對於史料解讀與判定的方法。[1]而這樣的研究取向,又以華南地區的學者表現最為出色,並且形成所謂的「華南研究」。

80年代陳春聲、劉志偉與科大衛、蕭鳳霞等海外學者合作,相互借用理論,並走入鄉村,利用田野調查與文獻資料相互對應,試圖從具體而微的地域研究來說明文化中國的創造過程。這批學者以地域空間為試驗場,結合文獻資料和田野考察,建立起新的研究範疇與視角。[2]簡言之,華南研究在方法論上,即是打破傳統學科的框架,取歷史學與人類學之長,進入田野,研究地方社會的形成與轉變,並進一步思索國家與地方社會互動的問題。[3]

雖然華南研究者多以華南為研究區域,但華南研究並非以華南為研究的限制,他們認為華南研究只是一種研究地域社會的方法,一種結合人類學的參與觀察、歷史學對地方文獻及檔案之運用的研究取向。正如科大衛所定義:「華南研究是一個歷史的建構,是以地區取向來理解中國歷史過程的試驗場。」[4]其次,華南研究代表者如陳春聲、鄭振滿等人,皆承襲其師傅衣凌對明清社會經濟史的專長,具備深厚王朝典章制度史、經濟史的基礎,故華南學派關於區域社會的研究,是建構在制度、經濟史之上,進而深入探討的。

閩南研習營的個案說明

        2010年由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歷史系主辦的「田野與文獻:第一屆閩南文化研習」,強調田野與文獻結合的重要,並利用金門、福建作為田野的調查地,在廈門大學歷史系、金門大學閩南文化研究所的協助下,進行閩南地區的文獻與田野的調查。此次研習營強調民間文獻的運用,所謂的民間文獻即是指包含契約文書、族譜、碑刻、鄉規民約、書信、日記、劇本、科儀書等,其內容涉及民間的社會、經濟、文化、政治等各領域。[5] 因此在運用與解讀方面,每種文獻都有其限制或者獨特的利用方式,更重要的是光靠民間文獻的解讀,並無法全面建構地方社會的原貌。另外仍需要配合國家典章制度、文人文集、地方志書等史料,方可構築地方歷史的動態。

        田野調查對於歷史研究幫助,不只是透過田野活動發現新的材料,如圖一。

更重要的是透過進入田野,幫助史家重新的回到歷史現場。歷史是具有時間、空間的定位,但透過文獻研讀呈現的是歷史在時間脈絡的變化,較為平面。研究者不可能回到過去的空間,因此只有走入田野,回到歷史現場,方能體認文字妙描繪的世界。這也是華南學派研究者強調將文獻帶入田野裡閱讀,讓死的文獻在田野裡活過來。甚至往往許多在書房裡讀不懂的文獻,帶入田野後,由於受到空間、環境的衝擊,便很容易有一番新的體悟、更具體的問題意識。[6]

        

 圖一在福建新垵田野調查發現族譜資料

        此次研習營分為金門、廈門兩部,第一部金門部分強調方志與出版資料的閱讀。第二部廈門研習,則著重在民間文獻與田野調查的結合,其課程設計分別針對寺廟碑刻、族譜、科儀書等方面進行研讀。在此僅以廈門部分說明之。[7]

        曾有研究者戲稱華南學派的研究是「進村找廟、進廟找碑」的過程。但對於傳統中國的地方社會而言,村廟、家廟、祠堂等都是聚落的核心,諸多的公共事務、居民的活動,都圍繞於此展開。地方的碑刻往往記錄關於地方社會發展與變化重要的訊息,有助於研究者理解地方的開發、家族勢力拓展、地方公約……等諸多的議題。舉例而言,青礁慈濟宮、白礁慈濟宮的碑文正代表者兩廟背後不同性質的兩群人,對於保生大帝的解釋、寺廟、家族與地方的關係。[8]對於碑刻的研讀,現今已有許多碑刻集成的出版,便於研究者使用。但更重要的應該是在現場的閱讀,其原因有二,一、碑刻的解讀與句讀,即容易有錯誤,故需要親自解讀校對。二、碑文內容往往涉及當地的社會環境,時常難以讀通之處,若能現場閱讀,便易請教在地人。如圖二為本研習營學員努力讀碑文的情況。對於廟宇內部所貼的遶境圖、捐資表等等,也是理解寺廟與地方社會關係重要的訊息。如圖三為寺廟香首、董事輪值的名單。


圖二 廈門大學歷史系鄭振滿老師率領學員讀碑文實況


 


圖三 寺廟香首、董事名單表

        民間信仰是理解地方社會最重要的途徑,除寺廟的觀察外,對於寺廟或道士所存的科儀書,是建構地方神靈系統最直接的材料。舉例來說,安溪湖頭鎮的科儀書,便顯示出當地的神廟系統的相互關係、甚至是儀式的範圍。地方神靈的傳說,則代表著群體某種層面情感的投射,因此解析傳說構成的演化,是有助於觀察神祇地方化或國家化的過程,以及與群眾的關係。

        其次,家廟、宗祠往往反映著地方社會家族興起、衰落的情況,甚至透過不同宗祠的觀察,亦可窺探地方勢力的制衡或整併的動態過程。同樣的,在這類建築物中,除了碑刻很重要外,對聯、匾額、木牌也是理解家族資訊重要的史料來源。匾額透露出該家族人物的功名狀況、木牌則是可以重現家族的譜系。如圖四、五為地方家族的碑刻。

 

圖三 馬鑾杜氏家廟維修碑刻



 

圖四青礁顏氏家廟碑刻

        對於地方家族研究,除了家廟、祠堂的文獻外,族譜可算是最重要的文獻。族譜資料透露出家族內部的狀況,包含家勢如何崛起、譜系、族產等方面。但是在家族族譜的過程中容易發生接譜的狀況,這也導致越晚編修的族譜,對於家族的源頭越清楚,因此利用族譜資料必須小心時序、真假的問題。另方面,家族編修族譜的過程,可視為家族建構自身歷史的歷程。安溪湖頭鎮李光地家族的族譜,便是一個很好的例證。圖五為新江邱曾氏族譜的內容。

 

               圖五 新江邱曾氏族譜

        對於研究者而言,田野調查工作除了是擴大史料的方式,也是感悟歷史情境之旅。進入研究的區域,理解當地人現今的生活模式,觀察其所有的事務,對於整體區域的感觸、問題意識的修正、拓展都有很大的幫助。圖六為金門島地方有應公廟、圖七為安溪湖頭鎮寺廟的神像,基本上都反映當地歷史演變、文化變遷的型態。特別是,金門地區因為兩岸的關係,長期駐軍,致使蔣中正逐漸被神格化,或許對於阿兵哥而言,蔣中正也是有求必應的神吧!

 

                 圖六 金門島上的有應公廟

 

                 圖七 安溪湖頭鎮寺廟的包贏大師

 

        總結來說,利用田野與文獻結合的研究方法,華南學派的研究者,已有豐碩的研究成果。對於民間文獻的解讀與運用,更有其獨到之處。上述所及史料解讀方式,僅是筆者在此次研習營關於田野調查與民間文獻解讀的一些看法。其實面對任何一種民間文獻,極少數可以單獨的用來陳述區域社會的概況,時常需要交叉比對資料、甚至從多重史料相互聯繫,方能拼湊出地方歷史的輪廓。更重要是研究者需要有厚實的制度史、經濟史的基礎,才不會將民間文獻流於片面解釋之意。

        最後,作為「田野與文獻:第一屆閩南文化研習」的參與者,筆者在此提出個人對於閩南地區歷史文化認知的感想。在十二天調查的過程中,無論是在金門或福建,筆者深深的感覺,在這些地區的人群,在明末清初以來,經過一段類似的歷史過程。若將閩南地區的特色,以「標籤化」的名詞來說,那我認為應該是「海盜、遷界、華僑」。簡單的說,就是有一群人在明末本身面臨海盜的威脅或本身也從事非朝貢體系的貿易活動,清初這些地區則是面臨遷界、復界的時空變遷,到了十九世紀不少的人遠度南洋,成為華僑,最後僑資或僑民又成為改變地方社會的動力。當然,這是過於簡化的說明,也是帶有某些假設性的想法。不過,正因為地方社會存在著不少抵禦海盜、人民出海貿易的故事流傳著,才讓人有如此強烈的看法。另外,面對閩南地區捲入世界貿易市場的歷史,筆者認為西方人所遺留的調查資料、東西的文化交流,也是需要考量的視角與可運用的史料。這次的研習營,較為著重當地史料的耙梳,而外部史料難免有所缺遺,但若能兩者並用,或許又有不一樣的閩南地區的歷史圖像吧!



[1] 詹素娟,〈從地域社會出發的華南研究-與臺灣區域研究的比較〉,發表於《「族群、歷史與地域社會」學術研討會》(台北: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2007)。

[2] 程美寶、蔡志祥,〈華南研究:歷史學與人類學的實踐〉,《華南研究資料中心通訊》22,頁1

[3] 程美寶、蔡志祥,〈華南研究:歷史學與人類學的實踐〉,《華南研究資料中心通訊》22,頁1-2

[4] 科大衛、蕭鳳霞合著,《植根鄉土-華南地緣關係》(史丹福大學出版社,1995)。

[5] 鄭振滿,〈民間歷史文獻與文化傳承研究〉,《東南學術》2004,頁293

[6] 史克祖,〈追求歷史學與其他社會科學的結合:區域社會史研究學者四人談〉,《首都師範大學

  學報》131,頁83-84

[7] 下列所舉的例子,皆是「田野與文獻:第一屆閩南文化研習」所研讀之文獻或田野調查資料所

  得,不再另行說明。

[8] 鄭振滿對此方面有重要的研究。鄭振滿,〈吳真人信仰的歷史考察〉,收入氏著,《鄉族與國家:

 多元視野中的閩台傳統社會》(北京:三聯書店,2009),頁191-209

               

相簿設定
標籤設定
相簿狀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