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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野與文獻研習營:南中國海地區的歷史與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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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近世閩南文化研習營:田野與文獻」,2011年後更名「田野與文獻研習營:南中國海地區的歷史與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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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近世閩南文化研習營:田野與文獻心得(曾齡儀 紐約市立大學歷史系)

 2010近世閩南文化研習營:田野與文獻

曾齡儀(紐約市立大學歷史系博士候選人)

  在經歷過十二天的學習之後,我再次體認到「海洋」在金門與廈門所扮演的重要角色。誠如鄭振滿老師強調的,本次研習營的核心議題就是:一個透過海洋 建立的閩帝國。我將從這一主題開始撰述我的研習心得。

  陳春聲老師的演講「閩粵交界:王朝制度與海上活動」可說是與上述主題緊 密相扣。陳老師將閩海東南 (泉州、漳州、潮州、東山縣、南澳島)放在明末清 初,一個長型東亞海鏈的架構中。這個海鏈的北端是大連、朝鮮、中段是日本福 岡, 鹿兒島、台灣海峽、以及閩海東南,南端連至東南亞。根據嘉靖潮州府志, 雖然明朝實施海禁,但地方海上貿易依舊興隆,走私興盛,尤其是在廣東與福建 交界的南澳島,實質上是無政府管轄的棄島,因此成為外國和本國海盜船隻的天堂,而包含廈門、金門、南澳、東山的區域也是鄭成功主要的活動範圍。陳老師 在此提出一個有趣的問題:長期以來,中國明明是一個多元的國家(兼具陸地與 海洋特色),但為何一直強調以陸地為主的同一性?他主張海洋和陸地不是一個 二元的分法,由於多樣性無處不在,因此與其將海洋和陸地看做空間的概念,不 如看作是社會分層和文化的概念,譬如許多在海上活動的人都沒有戶籍,不納 稅,也無法參加科舉考試,因此發展出另一套有別於陸地的文化。我覺得陳老師 的論點非常有意思,事實上,在歷史研究的領域裏,愈來愈多歷史學家注意到沿 岸人群進行的活動以及沿海地區互動的重要性,他們將歷史學、地理學、海洋學 結合,並將研究對象放到一個較大的全球歷史脈絡中,強調跨國連結的重要性。 譬如:Jerry Bentley, Renate Bridenthal, 和Kären Wigen在其合著的Seascapes: Maritime Histories, Littoral Cultures, and Transoceanic Exchanges便採取這種立場。

  這種透過海洋建構的世界史在鄭振滿老師的演講「民間契約文書的收集與解讀」也可以看見。鄭老師雖然旨在介紹民間契約的歷史源流、種類、文書收集的歷史回顧與收藏途徑,但他提到徽州白銀首飾的例子,顯示了中國偏遠地區也被捲進世界性的經濟,突顯了中國在特定歷史階段時期,與整個世界經濟的重要連 結。這樣的觀點與一些西方學者的主張不謀而合。譬如 Timothy Brook 在The Confusions of Pleasure: Commerce and Culture in Ming China 一書中批評西方「明中國正在失去她的自治」的觀點,主張明代中國是當時世界經濟的中心 (大 西洋的潮汐被中國的月亮牽引著)。另一位 Andre Gunder Frank在 ReOrient: Global Economy in the Asian Age 一書中也認為在 1800年之前,中國是當時世 界的中心,最近西方霸權只是一個長週期中暫時的現象。他認為經濟發展有一個500年的循環 (一個擴張的A階段和一個收縮的 B 階段,每個階段大約 200-300 年),在分析了 1400-1800年之間的世界經濟系統,他指出在 1500年之前的世界 經濟是由中國掌控,歐洲只是邊陲。而歐洲的堀起主要歸功於發現美洲大陸,特 別是美洲的銀。另一位學者 William Atwell 在劍橋中國史的文章“Ming China and the emerging world economy c. 1470-1650”也指出,十六、十七世紀,中 國對進口白銀的需求,以及外國對中國絲綢、瓷器、銅幣的需求使中國比以往更 深地捲入世界經濟事務。歐洲在美洲發現銀 (和銅)使得歐洲有錢可以購買東方 奢侈品,有錢支持「航海大發現」進而發現更多礦產,同時大量白銀流入中國, 也造成通貨膨脹。上述學者的觀點都說明我們應該將中國史,或者以此次研習營 的主題來說,應將閩南歷史放在一個跨區域、跨國家的全球史範圍來討論。

  跨域的全球史在金門 (或稱浯州) 也可以看見,誠如江柏煒老師所說的,金 門是閩南文化的基因庫和閩南生態環境的博物館。在江老師對於金門的介紹中, 我們看到「跨界與移民」,也就是金門做為一個僑鄉以及金門與東南亞之間的連 結。根據推估,東南亞約有 60 多萬金門後裔。以新加坡為例,在那裡有金門人 的宗鄉會館 (金門會館、浯江公會),顯示許多金門人移民到星洲,譬如研習營中 有一對從新加坡遠道而來的陳老先生夫婦便是金門人的後裔。學者也發現金門人 去新加坡再轉赴荷屬印尼之簽證文件;在麻六甲也找到金門人陳坑 (陳巽謀) 的 墓碑。另一方面,在金門的墓葬中也發現許多印度人偶的裝飾,也就是「一個唐人死,燒死兩個孟加里」,這與在馬來西亞、新加坡的有錢華僑僱用印度人當守衛的習俗有關。在金門的老街上,我們也看到華僑事業有成歸國興蓋的洋樓,融 合東南亞和歐洲風情,使金門增添了許多異國風情。這些移民的故事、建築物的 設計、習俗的援引,都說明了地域史、國族史、全球史下金門的研究價值。
 
 在金門的田野練習中,已有機會訪談當地的居民,體會到口訪的重要性。這 次研習營的專題演講中有兩場是與口述歷史有關,一場是程美寶老師的「口述傳統與口述歷史」,另一場是陳益源老師的「口傳文本收集與解讀」。為何要安排這 兩場演講,我認為這是因為當研究者在跑田野時,口訪常是一個很重要的環節, 特別是對於不識字或教育程度較低的農民而言,口語往往是他們傳遞訊息和知識 的重要媒介,因此口訪的技巧以及對於口訪內容的解讀很可能影響研究的成果, 有必要讓學員對於口述歷史的發展脈絡和基本意涵有所了解。程美寶老師在演講 一開始就提出所謂的「荷馬問題」 (The Homeric Question),也就是後世對於 荷馬是否確有其人,他的身世、以及史詩是否他一人所作等一系列問題提出不同 看法。她指出這並非是西方特有的問題,在沒有文字,只靠聲音和記憶創作的時代,在中國的先秦時代也存在。在口述與書寫所謂的大分野 (The Great Divide) 中,應強調的是文化的不同,也就是oral culture 和Literal culture的不同。對於程老師提到的十多項的口述社會的特性,我在金門和廈門的實地田野口訪中也 得到部分印證。譬如「英雄人物 (Heavy character)」的特質,村民會將口述中 的人物賦予更多份量;還有「動態平衡」的特質,村民對於故事的細節有不同版本,而此差異是有意義的,譬如為了應付現實狀況。在陳益源老師的演講中,他強調「地方傳說」對於了解一個地區的重要性。譬如從《地方傳說卷》可以暸解 彰化巿福星鄉蕃婆村中平埔族過年的習俗,也可以對移民遷徙和族群有進一步的 解讀。這讓我聯想到日本民俗學之父柳田國男非常重視妖怪傳說,他認為妖怪傳 說是了解日本民族性和民族歷史的材料,在其早期作品「遠野物語」中便收錄了 許多民間傳說。

 
  此次研習營的課程中有兩項對我來說是完全新的體驗,一項是宗祠的考察,另一項是族譜的解讀。黃向春老師在「鄉村禮儀」的演講中說明了宗廟祭祀等儀禮對鄉村生活的重要性,提醒我們楹聯、梁文、簽詩、疏文、紅榜、旗幟都具有 深刻意義,必須仔細解讀。劉志偉老師的演講:「閱讀系譜-《族譜》中的世系 與歷史」則說明族譜是歷史的紀錄,是結構的表述,但族譜中敘述的歷史有真實 與虛構,有傳說與檔案 (口述與文字),也包含了祖先的故事與地域的歷史。劉 老師提醒我們族譜雖然是有用的材料,但當中包含了許多假的資訊,是後世修譜 時依據自己的方便和喜好,與以增添或刪減。修族譜表面上為了自己與祖先的 (想像上的)關係,實質上為了處理當時的社會環境。因此穿鑿附會,將自己的族 人解釋為古代某位同姓英雄的後裔之情況時常有之。又或將當代的某位名人納入自己的族裔之中,譬如在廈門安溪湖頭鎮便看到當地李氏將台灣前總統李登輝和 新加坡前總理李光耀都歸納為該系之所出。族譜並非如戶籍登記,是必然之物, 即便如此,作為憲章的族譜仍然具有多重的社會功能,譬如可以界定宗族成員資 格,也是一種個人與群體之間現實關係的表述。同時族譜可以定義個人和群體的 社會身分地位,界定出財產權和其他權利 (譬如參與科舉考試的權利等),因此 在傳統中國社會中,族譜仍具有非常重要的社會功能。有時為了因應國家的規定 和實際的需要,假造戶籍的情況也多有所聞。譬如:在漳州東山島的例子-《丁 糧沿革雜記》,我們也看到許多雜姓 (陳姓、林姓、黃姓)合為一戶,製造出一個 虛擬的戶籍 (軍戶),只因在關帝廟公議,便虛擬一位以關為姓,以永茂為名的祖 先。宋怡明老師在「國家、地方社會和歷史」的演講中也提到相同的例子,說明我們如何以小看大,從小社會的微觀歷史來看大的國家。

  總結來說,此次研習營的學習經驗對我來說非常寶貴,不僅聽了許多師長精采的演講,在田野的實地考察也逐漸了解到如何帶有問題意識去觀察事物,結合 文獻與田野,獲益良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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