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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野與文獻研習營:南中國海地區的歷史與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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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近世閩南文化研習營:田野與文獻」,2011年後更名「田野與文獻研習營:南中國海地區的歷史與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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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探歷史人類學的方法與實踐(師大歷史所 陳德智)

近世閩南文化研習營:田野與文獻

初探歷史人類學的方法與實踐

陳德智(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博士侯選人)

一、前言
  已故美國研究中國外交史權威學者費正清(John King Fairbank)曾言:「我認為作者應該回顧並提供一些他們作品如何展該之記錄。並非其作品十分重要, 而是我們有需要知道更多歷史寫作之過程。 [1]儘管本文只是參與「近世閩南文 化研習營:田野與文獻」的研習營活動心得,筆者仍欲慎重其事,話說從頭。自 碩士論文撰寫階段開始,筆者接觸的文獻主以中英外交檔案為主,探討清末臺灣 涉外關係。進入博士班階段後,因種種因素轉為探討東亞漁業史,方向包括漁政、 技術、海洋資源、漁場擴張,最終目標欲探索中日台三國今日海洋漁業糾紛的歷 史根源。然而,處理清代東南沿海漁業發展時,遭遇官方文獻資料不足的窘境。

  2009 年,研究舟山漁業史的穆盛博(Micha S. Muscolino)出版其博士論文Fishing Wars and Environmental Change in Late Imperial and Modern China,該書利用浙江 沿海地區田野調查所得碑刻資料〈漁汛禁約〉,呈現該地社會組織與海洋資源的 互動關係,十分精彩 [2]。這是首次筆者產生進行田野調查的念頭,同時,卻也苦 無學習的機會。
 
  2010 年,由於漁業史課題涉及跨國界、朝代、階級甚至不同經濟型態活動, 某日與研究明史的林師麗月閒談如何擴大視野處理目前研究課題,承蒙林師不吝 提供意見,更建議筆者參加「近世閩南文化研習營:田野與文獻」研習營,遂開 啟接觸歷史人類學的第一扇門。正因如此,筆者當時可謂全無「歷史人類學」、「華 南學派」等概念的初生之犢,僅懷抱開拓歷史研究視野的熱情,便一腳踏進該學 門的殿堂。沒想到在短短 12 天,在該活動中所獲得的衝擊遠超過想像,並且十分受用,至今仍懷念那些個穿梭巷弄、入村看廟、進廟找碑的美好時光。
 
  為了將在研習營所看、所聽、所學呈現出來,本文擬分近世閩南文化研習營紀實、歷史人類學研究方法初探、歷史人類學與漁業史研究三節,探討一位毫無 該門學問概念的歷史學研究生,如何認識、學習最後並應用在自身的研究上。誠 如辛苦帶營的王師鴻泰所言:「這 12 天只是一個開始,未來如何應用、深化此研 究方法,仍看諸位在研習營結束後的努力與深耕。」是故,第一節的探討僅集中與歷史人類學有關的活動紀時,兼及筆者如何認識與學習該門學問的過程。第二 節,則以初學者的角度,以鄭師振滿在金廈所示範的研究方法為中心,兼及其論 著呈現的研究成果,探討該研究法的特色。第三節,則探討筆者回臺後,面對文 獻、碑刻時,觀點與思考產生的變化,以及應用其方法分析漁業史課題。


二、近世閩南文化研習營紀實
  2010 年7 月28 日,筆者首次踏上金門的土地。29、30 日開始研習營課程,包 括「國家、地方社會與歷史」、「閩粵交界:王朝制度與海上活動」、「物質文化與 空間史料的觀察與解讀」、「民間契約文書的收集與解讀」、「族譜解讀」等課程。

  31 日,上午前往珠山、下午至水頭實地考察。對筆者而言,真正與歷史人類學 相遇始於水頭考察。此時,有必要介紹研習營本組的分組導師謝湜,現任中山大 學歷史系講師,畢業自上海復旦大學歷史地理研究中心,獲歷史地理學博士學 位。因謝湜的歷史地理學背景,使我們很快跨出原有歷史學依賴文獻檔案的「好 習慣」,過程簡述如後。

  中午用餐席間,謝湜告訴我們接觸歷史人類學的首次經驗,與我們一樣到了 村與廟卻不知應該看些什麼,也曾挨鄭振滿老師痛斥。因此,我們相約中午用餐 後脫隊自行看村找廟。這個決定使組員的學習者身份增加了行動者的角色。我們 首先根據水頭村落的地圖,自行繞了半個村莊頂界的部分。在該次行動中,首先 學到認識該村落的地理方位與周邊河川地勢,對於理解該地區聚落發展有所幫 助。後來,在一展覽處拍得一地圖(見圖 1),該圖以不同顏色區分不同時期所 蓋的建築分佈位置,十分便於分析地方聚落之發展。 
圖1 水頭聚落發展示意圖
 
  接著,前往水頭中界與前界。在該處留意到村中關帝廟三座石碑,分別是〈鼎 建關帝廟記〉、〈皇清重修武廟記〉 [3]〈重修武廟題名碑記〉(見圖 2、3、4)。看 似平凡無奇的三塊碑,謝湜卻示範了如何將地方與國家串連起來的敘事能力。首 先,三塊碑分別是康熙、乾隆、光緒年間設置。其次,根據碑刻上的捐贈者可發 現,〈鼎建關帝廟記〉以地方行政單位為主,如後埔鄉,唯一例外者是水頭黃厝。
 〈皇清重修武廟記〉則以文武官員為主。〈重修武廟題名碑記〉則全為地方人士人名。於是,謝湜根據前述村落地理、聚落發展地圖、三塊石碑,講述一個水頭 經歷政權移轉,地方勢力逐漸由官方主導轉為地方家族主持,並分析黃氏、李氏在該地勢力之消長的大敘事。筆者與另一名組員,聽完十分驚訝與折服,因為在一個小村落竟然可以說一個國家格局的故事。謝湜為此下了一個註解,他要我們 考察時在心中存有「在村莊發現國家」的念頭。這是筆者認識歷史人類學的第一 個觀念。

  8 月1 日,筆者開始發燒不舒服,不過「在村莊發現國家」造成的衝擊更大,儘管不太舒服,卻很期待瓊林考察。在瓊林,我們一樣拿著地圖跟著謝湜,此次稍 有不同之處是,我們也跟著鄭師振滿、劉師志偉走。當地蔡氏宗祠極多,其中在 瓊林十世栢崕宗祠裡,劉師志偉著眼於〈瓊林十世栢崕宗祠重修捐款芳名錄〉中的捐款數目與烈嶼捐款者,不斷反覆猜測、琢磨數目總數不合因素與烈嶼捐款者 之意義。換言之,劉師對於碑刻表面呈現字意的背後深層意義懷抱高度興趣。儘 管他稱之為「大膽假設」或「隨便猜測」,但對初學者而言有助於理解這些材料 在劉師眼中如何被看待與分析。隨後,在一處宗祠中,筆者看著謝湜與鄭師振滿 間展開一段對話,重要處如下:謝謂:「老師你怎麼知道蔡氏之中較不視為正宗 者被放到這裡祭祀?」鄭師道:「問來的啊,我問那個帶我們參觀建築的人,這不是田野調查嗎?」

  聽見這段對話的筆者,突然明白儘管活動安排介紹瓊林聚落與建築,鄭師卻將這些地方文史工作者或研究者當成田野調查對象,且不著痕跡的詢問與觀察, 與筆者想像中的口訪,完全不同。根據筆者觀察,鄭師先讓文史工作者與在地人 暢所欲言,再不經意發問的口訪方式,與他進入一間廟先慢慢將每處都看似不經 意的晃過,再仔細讀碑頗有相呼應之處。
圖5〈重建城隍廟記〉
 
 8 月2 日,考察後埔時,鄭師在後埔城隍廟示範了他感受歷史現場的方法。 首先,鄭師在一處遭珠簾掩蔽的牆上,看見一塊〈重建城隍廟記〉的碑(見圖 5), 此舉也讓筆者十分佩服,當時私忖著竟能在根本不會有人想到的地方摸出一塊 碑,難怪被稱為「碑神」。隨後,他又問了當地研究生有關後埔的歷史記載,如「鄭成功曾否在此練過兵?」接著,他便說了一個關於城隍廟敘事,即該廟至晚 應立於明鄭控制之時,卻廢於遷界時期,後因該地逐漸發展,到嘉慶年間始有重 建之意。然而,這個假設應該要查對地方志始能進一步討論。

  聽完這席話,筆者再次確認「在村莊發現國家」應為基本的思考方式。此外, 入廟找碑、口述訪談、閱讀文獻三者的關係,也首次浮現在筆者心中。即田野與 文獻兩者並重,口述訪談則受研究者掌握田野與文獻的程度而定,因為這涉及研 究者提出什麼樣的問題。

  8 月3 日,研習營從金門開拔進駐廈門。8 月4 日,展開第一個考察地點杏林馬巒村。此處有必要介紹在廈門的進行模式。根據廈門大學規劃,上午田野調 查,下午閱讀文獻,晚上分組報告與討論,十分紮實且有效率。其提供的《近世 閩南文化研習營讀本:廈彰泉地方文獻》 [4]的編排更是經典,全書分五編,分別 是不同的考察地點。各編皆有地圖、地方簡介、譜牒文獻、碑刻文獻,以及其他 相關文獻,系統地編排,對於練習操作前述「入廟找碑、口述訪談、閱讀文獻」 的研究方法,十分便利且有效率。 在馬巒村,我們考察當地杜氏家廟、宗祠、昭應宮、天后宮、崇濟局、忠惠廟、 城隍廟、嶼仔尾宮。下午,全組在導師謝湜寬敞的房中研討文獻。在該次討論中, 全組經歷了一場極端大膽假設的訓練。首先,筆者身為組長首先提出上午的觀察 與看法,除了心存「在村莊發現國家」外,在忠惠廟裡對杜家與該廟的關係產生 興趣。根據〈忠惠廟捐款〉碑,可以看到除了杜家外,邱家也佔一大半,這與當 地其他個廟以杜家為主不同。又據華僑大學的老師所言,忠惠廟前原為碼頭,廟 與嶼仔尾宮之間原為河水。邱家則是馬巒對岸新垵的大家族,過去經營貿易事 業。據此,再參考〈同安巒江杜氏大祖祠中座石碑記〉中的一段文字,略謂: 繼而祠前一片海蕩,及新安渡頭皆勢豪所掌,於我族人實不利焉。 [5] 故而猜測杜家與邱家從清朝到民國時期,顯然面臨當地渡頭激烈的競爭,因而出現這樣的合作關係。

  其次,筆者利用在杜氏家廟所拍攝的〈馬巒華僑理事會財務收支公布表〉, 指出該會、杜氏家廟與嶼仔尾宮之間的關係。(見圖 6)其中最顯著的是,該會 的收入幾乎來自嶼仔尾宮及其相關土地收入,而支出對象包括大祖理事會、有應 公(即嶼仔尾宮)、忠惠廟、昭應公、天后宮。此一收支關係,再佐以嶼仔尾宮 碑刻的捐款數量與捐款者名單,可知該廟影響範圍及於馬巒當地、福建、臺灣、 東南亞各地。因此,該廟展現經濟活絡的現象與杜氏家族在地方之發展有何關係,值得玩味。
 
圖 6〈馬巒華僑理事會財務收支公布表〉
 
  隨後,本組導師謝湜帶著大家細讀〈杜氏復業記〉、〈同安巒江杜氏大祖祠中座石碑記〉,對此指出數個疑點,大膽假設〈杜氏復業記〉碑有造假的可能性。 這個假設建立在幾個的原則,首先,族譜、石碑之設置是為了解決時人所面臨的 問題,而且通常是經濟問題。其次,〈杜氏復業記〉碑中的房長與納稅有密切關 係,更令人懷疑其背後目的。其三,比對房長與杜氏族譜,有查不到人名者,更 啟人疑竇。其四,該石碑的狀態與位置都不正常。以上的假設,令筆者大開眼界, 一則極度大膽,二則謝湜分別以明代軍戶、屯田、清代糧戶歸宗等制度去解讀, 展示了如何運用制度的知識背景挖掘碑刻文字背後的意義。

  討論完後,由筆者負責晚上報告。當晚,各組分組報告完後,由鄭師精簡評 論各組報告,並進行總結。當晚,鄭師指出謝湜的論述,無寧說〈杜氏復業記〉 碑「造假」,不如說是時人為求生存的一種論述「策略」。對筆者而言,何其有幸, 下午聽到謝湜策略性的極端假設,晚上得到鄭師精準溫和的修正,對此有了更建設性的體會。

  8 月5 日,考察新垵、青礁、白礁。上午,在新垵考察正順宮時,有了意外 的發現,前往「華僑詒穀堂董事會」拍攝所藏〈邱氏族譜〉。鄭師一聲令下,動 員所有學員一人拍攝一本。同時,我們也得以訪問邱氏宗族成員。這一田野調查 經驗,著實令人難忘,尤其一口氣將數十冊的族譜全數拍回,可以想見未來關於 邱氏宗族發展的研究可以獲得不少進展。

  下午,同樣在導師房中研討文獻。晚間,綜合討論時,鄭師再次展現其過人 的敘事能力。根據新垵、青礁、白礁中的碑刻,他講述了海澄地方與世界經濟如 何連結,五大家族如何將白銀運進中國,成為改變世界歷史的動力。聽完這一席 話,筆者十分震撼,這下超越了「在村莊發現國家」,鄭師竟能「在村莊發現世 界」。如果運用在臺灣史研究上,必能引發許多有趣聯想並開發新課題。

  8 月6 日,考察安西湖頭鎮,考察李氏古厝、猴山廟、泰山岩碑刻、關帝廟、 清溪宮等。下午,同樣在導師房中研討文獻。晚間,綜合討論時,鄭師以「宗祠 與民間信仰結合的關係」為主軸,討論了從田野調查結果對向來研究宗祠的意 義。這點充分反映了田野與文獻對照的重要性。

  8 月7 日,考察華安土樓、嘉應廟、玄天閤。下午,由於土樓距離廈門較遠, 故無文獻討論時間。晚上,綜合討論,鄭師指出該地地理經濟資源相對不足,有 錢有能力修宗祠者多在沿海經商,此一內陸與沿海關係,反映在當地聚落大小 上,結果便是人口規模始終維持一定不大的數量。

  8 月8 日,考察此次距離廈門最遠的地點東山島,看了關帝廟、聖母廟、碑 林、康山書室、康美林氏家廟、七媽廟(七聖夫人)、四面佛等。下午,由於東 山距離廈門較遠,同樣無文獻討論時間。晚間,為進行歡送晚會,綜合討論改為 翌日上午進行。儘管如此,考察東山島對筆者而言是收穫最豐的一次,此點於第 三節中詳論。

  8 月9 日上午,進行綜合討論,並進行結業式。中午,全營返回金門,筆者 於下午返回臺北,結束了與閩南的初次邂逅。

  返臺後,筆者立即前往南投調查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製作目錄,時間長達 三週。然而,埋首於日治時期的檔案文獻時,腦中不時浮現「在村莊發現國家」、「在村莊發現世界」、發掘文字背後的歷史脈絡與意義、時人立碑修譜的策略與 動機。手中的檔案在眼中變得不一樣,不自覺會用上述問題去檢視檔案,即「在 檔案發現國家」、「在檔案發現世界」、發掘檔案的歷史脈絡與意義、官員撰寫檔案背後的策略與動機。顯然,在閩南的一切並未結束,它才剛開始。


三、歷史人類學研究方法初探
  筆者囿於能力限制,本節僅能以初學者角度,以鄭師振滿在金廈所示範的研究方法為中心,兼及其論著呈現的研究果,探討該研究法的特色。
 
  首先,根據前節所示,「入廟找碑、口述訪談、閱讀文獻」是最基礎的操作 方法。筆者據此思考了幾項執行該方法可能需要的細節。其一,關於入廟找碑。 研究者有必要事先準備地圖,一如《近世閩南文化研習營讀本:廈彰泉地方文 獻》,各考察點必定附有地圖。地圖應有數種比例,至少包括一能概觀全省、一 能包含該村或聚落。如能載入廟找碑前,掌握廟與該聚落的相對位置,甚至能完 整走過該聚落,則對掌握當地歷史感頗有助益。入廟找碑時,對於該廟整體也應 有所掌握,如該建築的方位、格局、祭祀神、匾額、有無圖書等,這些都有助於理解碑刻文字。找到碑刻時,解讀、紀錄、拍照是重要工作。 其二,口述訪談。地方文史工作者、導覽人員、當地人都是絕佳對象。根據筆者觀察,地方文史工作者對地方文史知識十分有自信,故宜仔細聆聽,趁機發 問,必有收穫。且他們在地方上人脈極廣,也可藉此尋得適當口訪對象。導覽人 員對地方文史知識未必嫻熟,但通常十分熱心,如對其口述訪談,不易遭受拒絕。 當地人則需要花較多時間培養關係,直到被當成一份子,或被信任時,才容易口 訪。這三類雖各有特色,但都是進入田野時值得掌握的口訪對象,如能交叉彈性 運用,或許可以很快有所收穫。

  其三,閱讀文獻,可分譜諜碑刻與地方志。掌握制度史當作背景知識似乎是 首要關鍵,否則閱讀文獻時的大膽假設,恐怕容易淪為瞎猜。根據此次研習經驗, 先閱讀譜牒碑刻文獻,再確認地方志內容,似乎是較佳的作法。理由是先讀地方志,恐怕易受地方志作者觀點影響,不如先讀譜牒碑刻文獻提出問題假設,輔以 地方志挑戰或支持假設。

  作為初學者,筆者必須承認自返臺後,才首次接觸閱讀華南學派的著作,故 以下對鄭師著作的討論,相信未必全然正確,但筆者盡力為之。以下,探討 2009 年的《鄉族與國家:多元視野中的閩臺傳統社會》一書所呈現的論題與方法。首先,應當指出帶著「在村莊發現國家」等觀點閱讀後,若非參與此次研習,筆者 實在未必能夠掌握鄭師的著作。因為,除去該書緒論外,各篇文章幾乎存在大量 譜牒、碑刻、契約,以及地方志內容,且出現大量引文,這意味著各篇文章詳細 地分析、解說其文字背後的意涵,而出現論點埋沒消失在史料之中的情況。此點 在宋怡明(Michael Szonyi)翻譯鄭師《明清福建家族組織與社會變遷》時,也提及「為了強調主要論點」,刪節了原書部分引文,將其他部分放入註腳 [6]。這是否意味著,運用歷史人類學的方法時,無可避免將出現大量引文的寫作模式?此 時,筆者憶起程師美寶在「口頭傳統與口述歷史」課堂上,曾提到由於需要細緻 分析史料的需求,導致論文寫作回到陳寅恪的撰寫方式,即引一段再解說一段的 方式。然而,此點恐怕不是筆者這個初學者能談論的,只能靜待這門學問的發展結果。

  其次,正因帶著「在村莊發現國家」等觀點閱讀該書,使筆者能耐心讀完通 篇文章,期待鄭師如何從歷史現場找到的田野調查資料敘事證史,一如他在研習 營所示範的那樣。果然,令人印象深刻的文章莫過〈明清福建的里甲戶籍與家族 組織〉一文。該文討論里甲戶籍的世襲化、以家族為本為的賦稅共同體、里甲戶 籍對家族發展的影響,其中以清代「糧戶歸宗」政策的影響頗值得一提。由於里甲戶籍世襲化,家族組織得到強化成為賦役共同體,又因清初該政策使得福建地 區出現各種合同式宗族,最後完成里甲戶籍的家族化。連「異姓聯宗」的合同式 宗族也不少見,其中一例便是此次研習地點的東山關帝廟〈公立關永茂碑記〉 [7]

  簡言之,這是一種家族組織的政治化與基層社會的自治化進展。如果將此一觀點 應用在清代臺灣,是否可以解釋平埔族部落的社作為一種賦役單位,同樣具有政 治與自治意義。如果福建地區的地方政府行政直能日漸萎縮,社會控制權不斷下 移,故存在以鄉族自治為特徵,甚或「國家內在於社會」,那麼應如何理解同時 期的臺灣平埔族社與國家的關係?我們或可接受臺灣平埔族存在一定程度自 治,但是否有「國家內在於社會」的現象?漢人鄉族與平埔族社的關係如何?從 鄭師的觀點,重新閱讀清代臺灣社會史,的確非常有意思。過去筆者曾任為把整 社的原住民都取姓潘,是文化沙文主義作祟的結果。但是東山島把異姓分房合宗,共立一位姓關的祖先,其實是一種地方家族的生存策略。若然,則臺灣平埔 族各社難道沒有其生存策略?如果有,那真的很令人好奇。

  其三,鄭振滿師承傅衣凌的問題意識、研究方法。過去刻板的印象中,中國 的社會經濟史學者深受馬克斯五個發展階段論的影響,較乏實證性研究。然而, 傅衣凌早在 1940 年代便開始利用民間資料進行研究,開始形成「鄉族集團」概 念。1949 年後,對鄉族研究轉向非實體的「鄉族勢力」,更於 1963年提出「公」、「私」兩大體系的分析方法。至1988 年其遺著發表時,傅指出中國傳統社會是「多種生產方式長期並存」。在該理論中,鄉族與國家是用以協調多種生產方式 的政治力量。換言之,鄉族可以應用的範疇被大大擴大了 [8] 。鄭振滿在問題意識 上繼承,並發展出考察「國家內在於社會」的歷史過程,即檢視明清時期政治體 制與國家觀念的演變,發掘鄉族與國家的內在聯繫。研究方法,則不外乎田野與 文獻之結合,「以民俗鄉例證史、以實物碑刻證史、以民間文獻證史」,努力回到 歷史現場的研究方法,使傅衣凌成為中國社會經濟史學科重要的奠基者之一 [9] 。 鄭振滿在研究方法上同樣繼承。透過研習,筆者認為此一實證性的研究方法與問 題意識,值得繼承與推廣。實際上,科大衛(David Faure)在其著作《皇帝和祖 宗:華南的國家與宗族》中亦顯示無論研究或觀點皆受益於鄭振滿。同時,科大 衛也指出宋怡明頗受鄭振滿影響 [10]。或許這正是這一群歷史人類學者何以成為「華南學派」的原因之一,因著相近問題意識與研究方法。

 
四、歷史人類學與漁業史研究
  本節探討筆者回臺後,面對文獻、碑刻時,觀點與思考產生的變化,以及應用其方法分析漁業史課題。 誠如第一節末所指出,筆者返臺赴南投三週,埋首於日治時期的檔案文獻時,腦中不自覺會思考「在檔案發現國家」、「在檔案發現世界」、發掘檔案的歷 史脈絡與意義、官員撰寫檔案背後的策略與動機。這個改變,有助於筆者更不受 限制的運用檔案資料,跨越舊有思考窠臼。例如,當筆者留意到臺灣總督府派遣水產技師到中國華南進行水產調查時,當時所用的經費名稱是「南清貿易擴張 費」。便開始思考所用經費為何不是「水產調查費」?其真正動機恐怕不僅只是 水產調查,而是更大的南清貿易擴張調查。若是如此,儘管派遣水產技師的機構 是臺灣總督府殖產局,實際推行該項調查政策的更有可能是日本中央政府。其真 正目的與臺灣總督府可能有所不同,便值得進一步去探討。上述這些假設,在後 來經由發現其他派遣林業技師到華南也用同樣的南清貿易擴張費,獲得初步證實。此其一。

  在閩南地區讀到許多碑刻,多為《近世閩南文化研習營讀本:廈彰泉地方文獻》所準備好。筆者甚為幸運的是,在東山島上看到與研究相關的碑刻,如圖 7、8。

 
意是漁民在海上的定置漁網及其漁獲常被竊取,水師組織漁團巡防等情。反映出當地倚賴漁業人數頗眾,因此上述漁網、漁獲被竊之事才會引起官方重視。其 次,水師與漁民關係密切,此處又是一例證。

  關於碑刻中的漁業資料,東山島處特別多,例如〈銅城關帝廟碑記〉有魚滬資料 [11]。〈重修武廟碑記〉的捐獻名單中不乏漁民身影,如東門眾漁戶、漁商戶、 大埕眾繒戶等 [12]。由東山島碑刻顯示的漁業資料觀之,如能掌握多處漁業發達地 區的碑刻,或許能提供更接近歷史現場的漁業史。

  最後,筆者閱讀臺灣碑刻集成,也頗有收穫。以下舉〈嚴禁霸佔海坪示告碑 記〉說明之。其中一段略謂:
   乾隆二十五年六月十五日,據諸羅安定里鄉賓蔡華仁、耆民吳朝捷等具呈 前事詞稱 :『緣安定東西保許中營、灣港、含西、菅糀、西港里一帶海 坪,原係天地自然之利,歷年東西二保鄉民公眾捕採。冤被流寓棍徒方鳳、 方成、方院等,聚夥搭寮,插標霸佔,控究十餘年,案懸未結。幸蒙道憲 揚批赴前府憲四親提查訊,旋蒙批發臺灣縣錄供摺覆。乾隆廿四年四月間,蒙縣主夏集訊,將海坪斷歸安定東西二保鄉民公眾採捕,方鳳等不得藉端霸佔。各取二比遵依具詳,業蒙前府憲批示轉詳,道憲批發飭遵在案。 但鳳等一時雖已懾服,而海寮未拆,後來未免漸生覬覦,釀成禍端。仁等 無奈,相率匍赴道憲懇示勒石。批:赴府呈明示遵。仁等合遵批呈明,叩 乞憲天大老爺恩准照案示遵勒石!庶棍惡知儆,以杜訟源,以垂永遠』等情。 [13]

  上述看似控訴豪強方氏企圖「聚夥搭寮,插標霸佔」歷來皆由安定東西二保鄉民「公眾捕採」的海坪。此一敘事實際反映了兩種不同經濟型態與社會勢力的對 抗,即代表私有制傾向的方氏家族與共同體制的地方鄉民。然而,該控訴敘事並 未言及更深層的問題,經官員調查發現「陳閎德於乾隆十二年認課報陞,請給縣 示;乃有方鳳等在該地搭寮,聚夥開築蚶埕三十餘坵,復分作六十餘坵,附會閎德名下,插標定界。 [14] 」亦即包含對土地的認課陞報制度是否適用於海坪的問題。 結果,官方依舊主張海坪公眾採捕,故有此禁示碑刻。
 
  然而,海坪築土岸則成塭,同樣是在海坪採捕的漁法,只是因為築土岸而產 生地權且涉及課稅問題。可以推測,在該片海坪上,原本就存有罟、罾、縺、蠔 等漁法,一旦海坪「開築蚶埕」,甚至「插標定界」,改變了原有的海岸環境, 等同壓迫了原有漁法的漁民生計空間,且仍須負擔原本雜稅。
再看乾隆五十三年的〈奉憲示禁〉 [15]五十九年的〈奉憲道禁〉 [16],可知陸續有邱氏、方氏、黃氏等大族企圖築圍搭寮,至五十九年更利用塭戶洪金興請墾 輸餉,另築小岸「沉塭仔」,藉機佔領海坪。由此可知,這三十多年間,當地地 方大族勢力不斷藉納課輸稅的路子取得海岸地。反之,也可見勢力較小的異姓家 族如何一次次地以共同體型態論述海岸資源,並一次次共同立碑示禁。綜而言 之,儘管他們沒有採取合同式宗族的型態,筆者仍隱然看到以海維生的異姓家族 合作的策略性論述,即「海坪歸公採捕」,用「共同體」抵拒地方大族之侵擾。

  如欲證明筆者的假設,下一步顯然就是「入村找廟」了。唯有在當地找到直 接或間接說明當地漁村共同體經營方式的證據,才能真正完成前述假設。對於即 將開始「入廟找碑、口述訪談、閱讀文獻」的工作,筆者感到十分興奮。

  筆者終究是歷史人類學的門外漢,對於應用所學仍在模仿的階段。儘管如 此,由目前所得觀之,從該學問的研究方法與視野出發,已為漁業史研究帶來有 趣的發現,也是一個值得繼續發展下去的開端。


五、結論
  本文從一初學者的立場,探討了接觸、認識乃至學習歷史人類學研究方法的過程。更嘗試閱讀相關論著並掌握該方法的某些特徵。儘管掌握該研究方法的火侯明顯不足,但在運用所學處理漁業史課題時,的確有所收穫。以該研習營的宗旨-結合田野與文獻-來說,筆者已有12天的學習經驗與持續近兩個月的思考嘗試、練習與發現。未來,將動身前往自己研究的田野,完成「入廟找碑、 口述訪談、閱讀文獻」的過程,在歷史現場裡講一個在臺灣發現世界的故事。


 
1.  John K. Fairbank, Trade and Doplomacy on The China Coast: The Opening of The Treaty Ports
1842-1858.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9. p. xi.
2.  Micha S. Muscolino, Fishing Wars and Environmental Change in Late Imperial and Modern China. Cambridge (Massa.):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09. pp. 38-45.
3. 〈皇清重修武廟記〉該塊石碑並無題名,本文暫以此題名稱之。
4.  廈門大學民間歷史文獻研究中心編,《近世閩南文化研習營讀本:廈彰泉地方文獻》,廈門:編 者,2010年8月。
5.  廈門大學民間歷史文獻研究中心編,《近世閩南文化研習營讀本:廈彰泉地方文獻》,廈門:編 者,2010年8月,頁23。
6.  鄭振滿,《明清福建家族組織與社會變遷》,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9 年,頁 15。
7.  鄭振滿,《鄉族與國家:多元視野中的閩臺傳統社會》,北京:三聯書店,2009年,頁127。 廈門大學民間歷史文獻研究中心編,《近世閩南文化研習營讀本:廈彰泉地方文獻》,頁 255。
8.  鄭振滿,《鄉族與國家:多元視野中的閩臺傳統社會》,頁 1-5。
9.  陳春聲,〈叢書總序  走向歷史現場〉,《鄉族與國家:多元視野中的閩臺傳統社會》,頁I。
10.  科大衛,《皇帝和祖宗:華南的國家與宗族》,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頁xi、14。
11.  廈門大學民間歷史文獻研究中心編,《近世閩南文化研習營讀本:廈彰泉地方文獻》,頁 254。
12.  廈門大學民間歷史文獻研究中心編,《近世閩南文化研習營讀本:廈彰泉地方文獻》,頁264-267。
13. 〈嚴禁霸佔海坪示告碑記〉,《臺灣南部碑文集成》,臺灣文獻叢刊第二一八種,頁387-388。
14. 〈嚴禁霸佔海坪示告碑記〉,《臺灣南部碑文集成》,頁 388。
15. 〈奉憲示禁〉,《臺灣南部碑文集成》,臺灣文獻叢刊第二一八種,頁 422-425。
16. 〈奉憲道禁〉,《臺灣南部碑文集成》,臺灣文獻叢刊第二一八種,頁 428-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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