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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野與文獻研習營:南中國海地區的歷史與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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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近世閩南文化研習營:田野與文獻」,2011年後更名「田野與文獻研習營:南中國海地區的歷史與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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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世閩南文化研習營」心得(康凱原 東華歷史所)

「近世閩南文化研習營」心得
 

康凱原(東華大學歷史系碩士班) 
 
  歷史系出身的學生,想必都聽過一句名言:「歷史是過去與現在永無止盡的對話」。此語告知我們,歷史是各個時代的人們對於史料的詮釋與再現,因此每個時代對於歷史的見解都不盡然相同。早期的歷史寫作著重在帝王將相、文人雅士,現在歷史學界則開始把目光轉移到士農工商、黎民百姓。歷史的枝芽與花葉不再是論述的重心,學者們不能光坐在圖書館中製造椅子上的知識,而該踏出門外,深入各地田野,挖掘歷史的根部,探勘孕育人類社會的土壤。

  暨南國際大學歷史學系與金門大學閩南文化研究所,在2010年暑假主辦的「近世閩南文化研習營」即含有上述的展望。主辦者希望結合文獻與田野,融會台灣史與中國史,開創中國史研究的新局面。我以一個研究所二年級的學生身份,很幸運地錄取為被王鴻泰老師戲稱為黃浦一期的研習營學員,陪伴著我的多半是學養豐富的教授與學長姊,共同進行為期十二天的歷史田野調查。
 
        烈陽、宗祠、廟宇、石碑,以及各地的美食佳餚,混雜著汗水形塑了兩個禮拜的回憶。過去在書中所學,總以為中國在明清二朝,是屬於專制集權的帝制政府,對於民間社會的運作不太熟悉。黃仁宇當然告訴我們中國在明清的結構是潛水艇三明治,上層是官僚體制,下層是沒有差異的農民,但是這個說法不能為我們解決民間社會運作情況。如果民間只是一群沒有差異的農民,明清的華南經濟不會如此茁壯,更別提東南亞的華人貿易。然而,透過這次的研習營,我才見著了以往未曾理解過的中國傳統基層社會。

  我們的第一站是金門。金門不僅只是從充滿悲傷的戰地前線,轉型成生產菜刀、貢糖與高梁酒的度假島,它實際上是中國移民與僑鄉社會的縮影。在江柏煒老師的四處奔走下,島上的古蹟多半有系統地保存與重現,讓後人還能瞧見清代所遺存的巷弄與住宅。有點可惜的是,在金門時所安排的行程,有點像是古蹟巡禮,眾多的金門宅第與移民相關知識不斷湧入耳中,卻很少能夠在腦海留下深刻的印象。幸虧,除了瓊林、珠山、水頭的當地田野調查,在晚間我們仍會與老師一起討論,學習史料的解析技巧與史學觀點。
 
  本研習活動固然以田野調查為主,不過在前一兩天都是密集地上課與討論,王秋桂、宋怡明(Michael Szonyi)、陳春聲、江柏煒、袁興言、鄭振滿、劉志偉、唐蕙韻、林美吟等多位老師輪番上陣,衝擊我對於中國社會的基本認知與重構。在一個晚上,我們讀了一則金門當地的契約,上頭記載「…當祭所用之錢,照官丁出份…」對於官丁一詞原本不太明白,問了同是學員的何淑宜老師,才知道契約是了解中國人在基層社會的關係一個不錯的切入點,而這裡的名詞官丁,原本是作為收稅的單位,後來被引伸為代表社會組織的身份代表,宗族底下分有固定的官丁數,每一戶人家依照官丁數來決定各自的義務與權利。遠從美國過來的宋怡明老師,更是以高爾夫球證來形容官丁。人們需要有高爾夫球證才能入場打球,官丁也具有同樣性質,儘管清代的中國人不打小白球,但是他們進行祭祀、科舉等社會活動,尤其是以宗族內部的活動,官丁便代表了某種形式的證件。
 
  結束金門的行程後,我們與金門大學告別,前往福建,一個離金門僅一水之隔,卻炎熱無比的中國沿海一省。福建的行程對我的印象最為深刻,不單單是田野調查的質量與文獻研讀的數量多了數倍,福建與台灣的相似與迴異,更是屢屢縈繞在心頭。
 
        在福建的研討會是由鄭振滿老師主導,著重在田野調查與族譜、碑刻的研讀,論述重心則以中國民間社會的運作為主。廈門市集美區馬鑾村的杜氏家廟,是探討該議題的極佳例子。在他們的族譜上提及,「…順治辛丑年間罹其禍時,我族多播遷內地,宗宇傾圮,譜牒散失逾二十年,至庚申癸亥,各歸舊地。甲子歲,宗老召族相約募金修祠,有田者,每米一斗,輸銀一錢,成丁者,每口輸銀二錢。其旅食異鄉者,聞之遽集百金至而祠落成,厥後族人相繼獲得舊譜,薦於祠堂…」

  上述的族譜不易理解,倘若我們對於當時的社會背景不夠熟絡,或者沒有深入地思考,可能會以為中國民間對於家族血脈有強烈的向心力,其文化促使他們為了家族掏出金錢來贊助建祠修譜。事實上,他們有實質的經濟利益。鄭振滿老師明白地告訴我們,建祠就是為了宣示主權,佔領土地。清政府為了防堵鄭成功,將沿海群眾遷往內地,當風波一過,宗族當然想盡辦法要回來搶地,即便那塊地可能從來就不是自己的。於是他們建祠修譜,看似聯繫家族情感,卻是為了證明自己歷代皆在此地居住,擁有合法的土地所有權。修譜的目的則是分清楚誰為正宗,誰是旁支,誰又是無血緣只為了分得土地利益者。
        中國的宗族組織倒也不盡然皆是依靠血緣。地緣關係、利益衝突也會形成宗族。在研習營過後,我讀了科大衛(David Faure)的《皇帝與祖宗:華南的國家與宗族》(Emperor and Ancestor: State and Lineage in South China),第一章明白地說道,「必要時祖先也總是可以偽造的,因此宗族也並不總是拒絕外人的」。換言之,宗族並非一定得追尋同個祖先,不同家族也能共同組織為宗族,在樟州東山島,我們便見著了這個現象。
 
        海風輕撫,朝日灼灼,小販的叫賣聲不絕於耳,鐵殼作的三輪計程車穿梭於人群中。二十一世紀的東山島是個度假勝地,放眼望去只有相互摩肩擦踵的遊客,以及拉著你不放的流動攤販。很難想像在清代時,東山島一片薄田朽屋,僅有軍戶比鄰而居。本島百姓為了減輕稅賦勞役,以及取得官丁(代表社會上的地位)等理由,遂共同組了個宗族。在清康熙五十二年時,於關帝廟立了碑刻「…共尊關聖帝君為祖,請置戶名曰關世賢,納糧輸丁,大稱其便五十年。編審公議此例,亦表其戶名曰關永茂…」
 
        初讀此碑讓我非常訝異,過去我原以為僅有血緣才可塑造宗族,儘管有假造,但仍要塑造出同一血緣的形象。但是東山島的例子卻是由各個不同血緣的姓氏,共同設個戶名為關永茂。我不禁要思考中國民間社會的活力,宗族其實是非常有彈性而非僵化的社會組織,並非像民初知識份子所言,是個封建老舊的包袱。它雖然是以朱熹理學為中心,卻不全然按照教條形式。
 
        宗族是中國地方社會與國家整合之後的產物,不需依照血緣似乎也沒什麼好令人驚訝地。鄭振滿老師不厭其煩地說,族譜本身就是契約,宗族就是公司法人。宗族是從宋代以後,福建最主要的社會機制。他們固然要尋找一個源頭,做為宗祠祭拜的中心,可是以血緣關係為基礎的宗族會隨著血緣的淡化而解體,取而代之的是依附式宗族與合同式宗族,分別是以族人的社會地位與股份來決定彼此權利及義務。
 
        在十二天密集的田野調查與文獻研讀中,所學習到的不只是進村找廟,進廟找碑的歷史人類學方法,更實際的是見習了以不同角度來閱讀中國歷史。不過,對於本次研習營的見解,卻是在回到台灣後,透過閱讀一些所謂「華南學派」的書籍,才逐漸發芽茁壯。此次感到最大的遺憾,莫過於在事前並沒有接觸過相關研究,對於什麼是家族、什麼是宗族也不太熟悉。因此在閱讀族譜碑文,訪談民間耆老時,總是缺乏聚焦的目光。晚上在翻閱史料時,也總是感到資料過多,一時之間無法全部吸收。如果能在研習營進行前,發給學員一些研讀資料,甚至將這些史料都先以電子檔的方式發給各個學員,則我們吸收與理解的程度想必更快更好。
 
        雖然本次研習營有些遺憾,但是仍無損辛苦耕耘後的亮麗成果。學員之間彼此建立了學術網絡,對於俗稱「華南學派」的研究成果也有了初步的認識。我回到台灣後,更是特地去找了科大衛、鄭振滿等學者的專書來充實自己,並且打算在讀書會上向同學分享此研習營的心得。談起此次的金門與福建行,種種心得說之不盡,只能以寥寥數語來表露心境轉變。聽聞明年暨南國際大學還打算繼續舉辦,期待明年的閩南文化研習營,也預祝活動圓滿達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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