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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野與文獻研習營:南中國海地區的歷史與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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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近世閩南文化研習營:田野與文獻」,2011年後更名「田野與文獻研習營:南中國海地區的歷史與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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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世閩南文化研習營心得(朱祐鋐 台大歷史所)

 近世閩南文化研習營心得
 
朱祐鋐(台灣大學歷史學系碩士班)
 
  2010年7月28日到8月9日,參加國科會舉辦的「近世閩南文化研習營:田野與文獻」研習營。在十多天的日子中除了考察以往未曾到過的金門、廈門、安溪、華安跟東山島等地,也接觸了以往未曾學習的研究方法,可以說收穫良多。以下則就這次研習營的綜合印象與研究方法上的心得作一簡短的分享。
 
 
綜合印象
  雖然這幾天接觸的文獻中有些是宋代的資料,但大體而言我們閱讀的資料是以明代以後為主,特別是清代的文獻居多。以下則簡單將各地的發展分作明代、晚明至清初、清代等三個階段歸納綜合印象。
 

 
明代前中期 
  我們可以從金門以及馬鑾、東山島等地找到明初的政策在當地執行的資料。在洪武二十年間,金門與東山設立守備千戶所防備倭寇。兩地不屬於同一管轄單位,卻不難理解明初中央政府將此地視為海防要地,防海備倭是最重視的事。限於資料,我們無法進一步了解衛所駐紮後官兵與當地居民之間的互動,但我們可以從方志中找到明代中期以後海寇侵擾的資料判斷當時這些衛所防備海疆已經無法維持明初所賦予的防海備倭的任務,《滄海紀遺》即顯示正統以降弓兵與守軍成為當地維持秩序的主要力量。[1]但是這些弓兵「多為南安、永春山居之人,見波濤之洶湧,則膽落神驚,勢不得不出直於官。[2]」而巡檢則「利其直,又足以肥己,不為不責以供役,實樂其賣放而去也。此司之所以至於無兵也。[3]」地方士紳或是官兵與地方士紳合力防備成了面對盜寇時當地社會的主要抵抗方式。事實上我們雖獲得部分明代資料以及清代對於明代當地的記錄,但民間文書的書寫有很大的動機在於解釋或處理當時的糾紛或社會問題,具有很大的現實性,難以藉此還原明代當地的實際狀況。我們可從現存的資料中找到當地明代社會的一點蛛絲馬跡,如考察瓊林時可以發現在晚明蔡氏獨大之前應該曾是個雜姓村;杏林瑪巒村我們可知清代以後杜氏是當地大族,但從當地有應公庵的碑記來看,晚明當地也應為雜姓村;但而這些人與清代以後當地大族的關係為何則難以斷定,要了解明初當地的狀況仍需要更多的資料。
 

 
明代中期-清初
  明初將金門等地視為海防重地顯示當地與海上勢力的關係最為中央政府重視。到了明代中期之後,東南海上秩序的波動也影響到了當地。我們可以從嘉靖三十九年(1559年)「庚申之難」觀察金門社會與海上勢力的關聯。是年三月,倭寇阿士機由料羅登岸劫掠,《滄海紀遺》與《道光金門志》對此事件有詳細地紀載。倭寇與當地居民在陽翟、官澳、平林跟後浦都有激烈的攻防,其中後浦許氏能因「家殷人眾」得以新築城堡對抗侵入者,事後能在當地維持一定的勢力。我們可以從此觀察當地人的武力主要是靠著當地士紳的領導,召集民眾鄉兵與倭寇對抗;至於官軍在當時已難有作為,各地士紳成為維持當地秩序的最重要角色。而當地士紳何以擁有維持秩序的能力,除了藉科考取得功名外,最主要者還是參與了海上貿易,甚至與部分海上勢力合作,如嘉靖年間後浦許氏的許福,「先被海賊虜去一妹,因與聯姻往來,家遂大富。」[4]可見當時金門大興除了參與海上活動外,與其他海上勢力可能也有合作的關係。

  晚明到清初影響閩南各地最巨的是清帝國與鄭氏政權的對抗。鄭成功繼承其父成為當時海上勢力的領袖;另外,隨著清政權逐步征服中國,金門跟閩南一帶分屬不同的勢力範疇。在中國沿海,清廷實施遷界以阻絕鄭氏集團與大陸的連繫。這次考察的杏林馬巒、新垵、清礁、白礁以及東山島等地都受到清初遷界令的影響。遷界不只是軍事對抗下採取的策略,展界後當地地方基層重建的問題成了後來官員與居民都需面對的問題。

  另外,必須指出的是金門與中國沿海在清鄭對抗時的差異。當時金門先是屬於鄭氏的勢力範圍,直到康熙二年才為清軍占領。我們可以比較金門與東山島的差異。東山一開始也是鄭氏的勢力範圍,在黃廷降清後,清廷的遷界令才使當地「井里為虛」。[5]與中國沿海相較,當時金門遭受破壞的主因是戰勝國清廷對於戰敗國鄭氏政權的打擊。儘管之後遷界令亦然在金門實行;然而真正在金門造成傷害的不是遷界令,而是清鄭戰爭對當地造成的動盪。
 

 
清代
  隨著清政府平定鄭氏政權,閩南沿海才從戰亂的環境回復。然而,在戰亂後如何重建基層組織穩固當地秩序成了當地最重要的問題。就官方而言,最為要緊的是恢復當地的秩序與完成賦稅的繳納。由於長期的社會動盪與人群散逸,展界後居民已經無法回復遷界前的狀態;對百姓來說,與其恢復遷界前的樣態,倒不如替當時寓居當地的人找到合理的依據。營期中我們所見的許多民間文書即是在這樣的社會條件下被書寫。

  各式各樣的民間文書有其寫作的現實性,祖先的建構也有其意義。「關永茂碑」的例子提醒我們中國家族並非制式,會因為現實狀況而有變化,甚至是重構一個共同的祖先。族譜的編纂不是僅是為了當時的人尋找一個祖先源頭;更重要的是形成一個族群的凝聚。追溯或是虛構一個共有的祖先,一方面連接起散落的族人,一方面也替自己的存在確立依據。換句話說,族譜不僅建構了血族間親疏關係的連繫,也建構了與明代當地歷史的連繫。

  除了藉由祖先建構與當地的連繫以確立家族存在的依據外,我們還可以發現當地菁英會藉著地方上各種活動維持勢力,安溪李光地故居即是一例。雖然安溪李氏是一個理學家家族,但實際考察後可以發現李氏祠堂本身其實就不符合儒家的規制。李氏家族參與了當地佛道廟宇的修建與各種活動,李光地甚至替保生大帝寫過祠記。由此可見理學家的實際活動並非儒家的那一套莊嚴肅穆的形象,安溪李氏維持家族在的當地勢力是很多元的。

  另外,我們在閩南各地的考察還可以發現不少當地與海外華人的連繫,在我們考察廟宇的捐獻碑刻中可以發現不少海外華人的捐獻。這顯示清代當地社會與海外社會有一定程度的連結。這點反應在民間信仰上,我們不僅發現華人會將原鄉信仰帶到海外;也會透過捐獻等形式與原鄉社會保持連繫。此外,福建土樓的建造也跟海外資金的流入有關。雍正年間蔣氏熊在月港經商成功才得籌措大量資金建造土樓,並由海外華人的捐資才得形成今日所見的規模。甚至直到晚清民國,金門跟華南沿海等僑鄉都可以找到許多華僑捐款的紀錄。由此可見,海外華人與原鄉的關係仍具有一定且不間斷的連繫。

  岸本美緒在〈後十六世紀問題與清朝〉中對十六世紀以來白銀在東亞世界的流動造成的一系列族群、政治、經濟變動作了比較研究。
[6]鄭振滿老師在五號的討論中也注意到晚明白銀流動與明清政權更迭的問題。有別於岸本著重於清帝國國家統治的討論,鄭老師更強調白銀流動對於閩南當地社會的影響。綜合二人的討論我們可以發現,清帝國在十六到十八世紀的政治、社會編制與經濟是屬於相對開放的;而對閩南社會而言,這樣的開放性也顯示在海外華人對原鄉社會的連繫上。
 

心得 
  這次的研習營大概是參加過行程最密集也是收穫最多的營隊。除了實際走訪未曾到過的地方,營隊中的討論與訓練也跟從前的學習大不相同。在從前的學習中,爬梳方志、文集、各種筆記是我們思索與建構歷史事件的重要方法;而這次營隊中走入歷史田野,著重田野調查與民間文獻的解讀是以前學習中少有的經驗。以下則就簡單分享這次營隊的心得。

  讓我印象最深的是營期中研修導師帶領我們解讀民間文書的各種狀況。一開始我們會問「這些東西是真的還是假的?」「感覺好像都是假的?」慢慢進入狀況後,問題變成「哪些東西是真的?哪些東西是假的?」等等。短短的營期我們當然無法掌握對各種文書的判斷,卻可以重新思考有關文本真實性的相關問題。民間文書的書寫有其目的性與實用性,在解讀各類文書時,判斷文本敘述者的目的以及對文本敘述者來說文本的實用性是從事研究時必需的工作。我們藉由文本建構對歷史事件的了解,而民間文書的書寫者也在藉由各種文書建構一套解釋,是故對於各種文書的考證與判斷成了瞭解歷史事件的重要途徑。我們接觸的各種民間文獻可能都帶有虛構的成分,但這樣的文本並非全然的虛構,是建立在真實事實上創造的虛構;因此,考證的動作成了歷史本體與文本敘述者之間的對話,各種繁複的考證也是我們了解歷史真相的法門。

  另一個值得一提的是歷史人類學以及區域史研究不代表跟傳統史學及大歷史的割裂,事實上這些研究正是奠基於對制度史的了解中發展而來的。在進入田野之前,對於歷代的制度,特別是基層組織的了解是先備知識。而在田野考察中,我們也可以發現區域的發展與大的歷史脈絡是不可分割的,如我們考察的各地都可以簡單的分成明代、晚明至清初、清代以後等幾個時期分析,這可證實國家與社會之間互相影響的過程。當然,所謂的大的歷史脈絡不只限於國家政權,放在東亞、甚至是世界史中看待區域發展亦是一條發展途徑。鄭老師在綜合討論的發言格外具有意義,一方面跳脫國家的框架,一方面以白銀的流入思考閩南當地與海外的關係。與更大的歷史脈絡對話是研究區域發展史必須
嘗試的。

  歷史學研究並不只限於歷史一門,尚需其他學科的輔助。在這次研習營中,我們體會了歷史學與人類學的結合以及田野考察的研究途徑,這對鮮少接觸這種研究方法的我來說是具有相當的刺激的。這幾天小組間與不同學科、不同領域的研究者相互交流意見,激發許多思考,使我獲益良多。感謝主辦單位提供這個學習與交流的機會,在往後論文以及學習的路上都對我有所啟發。
 

[1]「正統間始罷軍,別令巡檢司弓兵代之。近來地方多警,弓兵裁省,仍撥守兵守望。」﹝明﹞洪受,《滄海紀遺》(金門:金門文化局,2008),〈建置之紀第二〉,頁51。
[2] ﹝明﹞洪受,《滄海紀遺》,〈建置之紀第二〉,頁58。
[3] ﹝明﹞洪受,《滄海紀遺》,〈建置之紀第二〉,頁59。
[4] 朱紈,《甓餘雜集》(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78冊,臺南:莊嚴文化,1997,據天津圖書館藏明朱質刊本影印)卷2,〈閱視海防事〉,頁19a。
[5]﹝民國﹞《東山縣志》,卷1〈地理志〉。
[6] 岸本美緒,〈後十六世紀問題與清朝〉,《清史研究》2005年第2期(北京,2005.5),頁8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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