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野與文獻研習營:南中國海地區的歷史與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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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近世閩南文化研習營:田野與文獻」,2011年後更名「田野與文獻研習營:南中國海地區的歷史與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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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田野與文獻研習營」心得報告-台灣師範大學歷史所碩士班 蔡佾霖

  前言

  歷史學的基礎就是史料,如何擴張史料一直是歷史學家的重要課題。以往的歷史學者多半注重在文獻資料之中,「華南學派」卻展現歷史人類學(Historical Anthropology)的田野調查方法如何有益於歷史研究。田野調查透過實地考察、口頭訪問等方法,讓研究者在現實情境中發現些許文獻中看不到的現象與線索,可說擴張史料的範圍。當我們結合文獻,就可以看到田野調查所代表的基層社會與文獻代表的國家書寫間的差距。
  雖然,科大衛曾經提出要「告別華南」,但我們這些歷史學徒們卻才剛剛進入華南,體驗進入歷史情境的衝擊與趣味。這次的研習營在金門、潮州、百侯、南澳等地考察。各方面來說,都是一個多元、豐富的行程。我們到了幾座島嶼,也進入丘陵山區,感受山海之間社會與文化樣貌的不同。在這些自然地貌之上,生活的人類也呈現複雜的組成。有自稱起源自寧化石壁村的人群,也有在歷史書寫中隱藏身份的畬族人。當這些人群面對國家制度時,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人群,產生了不同的回應與適應。我想這些都是田野調查下給予歷史學的助益。
  這次的研習營,我們一直記著鄭振滿老師的一句話「進村找廟,進廟找碑」。廟宇、碑記、族譜、宗祠也就成為這次研習營的重點,呈現出地域社會與國家之之間的關聯。
 

金門

金門是研習營第一個田野調查的地點,課程的安排也相當具有巧思。金門城、後浦、瓊林、水頭各自有不同的課題。而這些課題之後到中國的田野地點緊密的糾結在一起,更凸顯金門在這次研習營得重要性。金門的歷史發展相當曲折,雖然是中華民國的領土,卻呈現出與台灣本島大異其趣的文化樣貌。1949年之後,這座遠離台灣的小島,與中華民國產生緊密的聯繫,造成金門歷史的斷裂性。在田野調查的過程中,看著碑文、洋樓,比較台灣,即可以深刻的體會到金門歷史的斷裂與獨特性。
        金門城最早是明代的衛所城。清代以後,金門駐軍與發展的重心移到後浦地區。因此,無論在文獻或是實際的田野調查,清代金門城地區的相關資料比較少。對比後浦地區,清代將總兵府設在該地,一直到現代都是金門的主要聚落。如果
從金門城的地景來觀察,金門城無疑是沒落的。在後浦田野調查時,我關心的是陳、許兩姓從清代到現代的關係與變化。前往後浦考察的前一晚,組內先閱讀了文獻,在〈嚴禁妄報官牙壟斷市集碑記〉記載了一個乾隆45年發生的告官事件。當時,全金門的保由耆老出面,告陳氏壟斷當地貿易。我在閱讀碑記時,對於告官耆老的名單產生疑問,許氏是當地的大姓、大族。但是,告陳氏的耆老名單中,卻沒有許氏的影子。我將疑問帶到田野之中,在許氏宗祠先口訪到近代金門,陳氏與許氏關係良好,與蔡氏的關係不佳,甚至老一輩有互不嫁娶的說法。在外武廟,則訪問到後浦的碼頭在民國初年依然有運作。而駁運貨物的業務,正是由許、陳兩家合作把持。此外,〈嚴禁爭佔許氏渡船世業碑記〉、〈嚴禁爭佔後浦許姓杜頭世業碑記〉也可以支持口訪的說法。當我們回過頭看〈嚴禁妄報官牙壟斷市集碑記〉的鄉老名單,或許可以推測陳、許有合作關係,在這個告官事件中,採取合作關係,所以告官事件中,沒有許姓耆老出面。
        我想閱讀文獻總是會發現一些問題,這些問題不一定是文獻可以解決的。田野調查應用在歷史學中,最重要的一個貢獻即是創造史料的能力。文獻難免有所闕漏,在田野現場有時候就可以找到一些解決問題的蛛絲馬跡與史料,這個體會一直伴隨著我到營期結束,不斷地在一些田野現場被印證。例如,在南澳天后宮的捐款碑記。
        瓊林的田野調查是金門的「初學者訓練課程」中,相當重要的一個形成。當天,早上上了劉志偉老師的族譜課程。下午,我們便拿著不全的族譜到田野現場,試圖重建瓊林蔡氏家族各房支之間的關係。正如同劉志偉老師所提醒的,族譜、宗祠的修纂、修建都有其目的。透過將族譜與宗祠地理位置結合,我們發現瓊林蔡氏各房支宗祠的空間分佈可能與明代的里甲制度有關係。除此之外,宗祠記載的祖先世系、修建目的都隱含了一段又一段複雜的故事。瓊林蔡氏的族譜與宗祠呈現房支間的競爭,以及科舉功名對於房支的重要姓。當房支中有考上科舉功名,從瓊林蔡氏的例子可以發現,他們對於宗祠與族譜相當重視。除了科舉以外,也可以發現家族的糾紛也是宗祠修建的原因之一。例如,瓊林蔡氏有妾的後代所修建的宗祠。瓊林的宗祠的考察,為之後前往百侯的宗祠考察奠定基礎。在宗族的研究中,收族或是散葉是相當重要的議題之一。雖然,我們看到蔡氏最後建立了大宗祠,試圖結合各宗。不過,考量宗祠、祖譜修築的權力、意圖等,其問題可能並非如此單純,而可能存在更多人事於其中。
        水頭主要的人群是黃氏家族,相較於後浦許氏、瓊林蔡氏,水頭黃氏透過經商貿易建立自己的社會勢力。在水頭的田野考察,讓我首次體會田野的重要性,同時也是田野調查有趣的地方。我們在研習營提供的〈續建祖祠記〉可以看到經商有成的黃汝試修建口中破落的宗祠。從僅有的文獻來看,黃汝試的確是當時水頭黃氏的大善人。不過,實際上到水頭黃氏祖祠,卻在神像後面發現另外一塊碑記,記載黃汝試的兄長修建祖祠,受到族人稱讚的事蹟。雖然,這一定不是個新發現。但是,讓我強烈感受到進行田野調查與單純閱讀文獻間出現的差距,也就是田野調查存在著發掘新史料的可能性。
        除此之外,水頭黃氏與海外的聯繫比起其他金門的家族更深。特別是到南洋經商的族人,回鄉之後,建造許多洋樓建築。讓水頭形成與其他聚落不同的地景。我們在黃氏宗親會得到一本黃氏族譜,祖譜中記載許多到南洋的族人,又與廟宇修建建的芳名錄吻合。捐款者不少是商人或是該商人的家族成員,反映在外經商者與原鄉之間的連結型態,也更能體會江柏緯老師有關金門華僑的課程演講的重要性。
        在金門的考察,初步讓我這個「初學者」接觸了宗族、衛所等等課題,這些課題到了中國的田野調查點,緊密的結合在一起。所以,金門的考察訓練是有必要的,也足見主辦單位在編排課程時的用心。
 

 衛所城:大城所與東山所
  這裡將東山島與大城所放在一起,蓋因兩者同屬衛所。不過,東山島幾乎變成一個觀光景點,城牆、步道等等都是近年來發展觀光的結果,反而喪失原本衛所城的原貌。相較起來,大城所保留了相當完整的城牆、四個城門,所城以十字街為主要布局。令我們感興趣的是在東山島的銅山所有座關帝廟,關帝廟的〈關永茂碑記〉呈現當國家體制要規定到的地域社會中,地域社會的適應。根據該碑記,當清代政府將銅山的民眾編入納稅名單時,地方民眾「因聞詔邑有軍藉而無宗者,共尊關聖帝君為祖,請置戶名曰:關世賢,納糧輸丁,大稱其便。五十年編審公議此例,亦表其戶名:關永茂,眾感謂可」以關為姓,整合為關永茂一戶代表徵稅。從〈關永茂碑記〉的案例,文獻中整齊劃一的制度,在實行到地區社會中,並不會完全遵照制度的規定。在銅山的例子,甚至透過虛擬的宗族組織減輕租稅的負擔。同時,康熙五十年還更易戶名為「關永茂」,可見政府並不排斥這種方式。或許,這就是田野可以給我的一般常識帶來的改變。
  在大城所城,雖說大城所城保存的相當完整,我沒有觀察到太多有關明代衛所的問題。不過,在大城所城我們遇到了一群女性,他們成一縱隊,身穿藍色衣物,頭帶黑布,裝扮有點像西南少數民族。她們不發一語的走在大城所的城牆外圍。我們小組隊員跟在後面。但是,沒有跟到最後,我們口訪居民有關這個隊伍的事情。他們說這是當地的喪葬儀式,走得路線沒有固定,大多是死者生前走的路線。不過,我們走得路線,似乎被稱為「神路」,與關帝出巡的路線是相似的。這類村莊的信仰,或許也是微觀歷史的一部分,也是鐵板一塊的中國史想像外,一些有力的反證。
 

 山海之間:湖寮、潮州、百侯
  這次研習營還有一個重點在於體驗山海之間、島嶼陸地之間的差異。他們的關係是斷然隔絕?還是相互交流?甚至是融合一體的?當我們從潮州沿著韓江而上,考察沿江城鎮的歷史,可以發現山海之間的區隔不是這麼明顯的。沿著韓江沿江城鎮留璜、三河城甚至是百侯都可以從事貿易活動。侯北主要以農業為生,村民多為蕭姓。侯南的聚落則是以商業為生,主要為楊姓。〈雙合渡碑記〉也有提到「侯鄉,一巨鎮也。東水西流,遂分溪南北,為兩社煙戶叢居,以萬計,往來非有船以渡之,不能翼而超也」,呈現百侯主要以菸業為發展的型態。而煙業就是透過韓江輸送到留璜、三河等地出口。可見,山海之間並不是完全隔絕。只要有適當的交通通道,山海之間也是有所交流的。
  在山海之間,我們可以發現人群的課題相當重要。從韓江流域來看,人群在山海之間具有流動性。這種流動性來自於明清以來特殊的歷史背景。首先,當地的族群相當複雜,在湖寮,我們考察了藍氏宗祠。根據一般的看法,藍氏很有可能是畬族。從文獻提供的〈詹學傳傳〉與藍家與賴家易地的故事來看,兩者暗示了藍氏早期是居住在山區的人群。易地故事則是早期人群移動,轉化成易地的故事。這些似乎都間接反映藍氏早期可能是非漢民族。不過,在移動的過程中,這些藍氏族人出現認同的變化。在藍氏宗親致贈的祖譜中,他們自述一個與客家人相同的祖源。他們認為是從寧化石壁村移出的一群人,這與客家人的說法是相同的,例如在台灣的客家族譜也有相同的說法。山中生活的畬族向外移動,並且與漢族交流的過程是相當複雜的。其次,漢人的人群移動也是相當複雜。這些移動根基於國家的政策所造成的人群移動。例如,清代的遷界令造成沿海地區的人群移動。遷界造成沿海的居民相內陸遷移,無論遷界的效力到哪種程度,勢必造成人群的移動。除此之外,南澳島也有個人群移動的例子,由於清代的制度,南澳駐防官兵有廣營與福營。以南澳總兵府為界,分別駐紮在左右兩邊。人群交流的結果,就是南澳的語言結合福建與廣東的語言,形成一種融合的語言,相當有趣。
  最後,在百侯印象最深刻的就是複雜的宗祠系統,金門對宗祠的考察,只能算是基礎。蕭氏、楊氏的宗族系統各自有自己的故事,兩者之間的少許聯姻關係,又增加了複雜性。讓我沒有辦法完全掌握百侯宗祠分佈與各自的關係。印象就僅存於無限的宗祠地獄與綿綿細雨裡,馬山要命的上坡之中。
 

島嶼:南澳島
  南澳島為閩粵之間的一個小島,卻在明清鼎革之際扮演重要的地位。許多人群在這帶的海域活動,有軍人、商人、海盜、漁民等等。明代的南澳一開始是海盜的巢穴,萬歷年間設立副總兵,從〈漢壽亭侯祠記碑〉、〈重建武廟碑記〉等碑文,可以發現無論明清,南澳島都與附近的軍事防禦據點有緊密的聯繫,當南澳島修廟時,南澳島以外的軍事據點也會捐款。明代大城所、柘林寨等都有捐款。清代則是澄海、海門等地有捐款,不過鄰近的達濠規模較海門大,捐款的層級卻低於海門、澄海,兩者之間的關係,也是值得注意的問題。這些軍人形成的人際網絡,造成彼此之間的關係,這是超越制度的存在。
  不過,金門的經驗提醒我們單純看文獻會造成盲點。單純看研習營提供的文獻,我會有一個南澳都是軍人為社會主體的印象,似乎看不到民眾在社會事務中扮演的角色。田野調查時,我們發現天后宮的修建的捐款名單,研習營文獻只提供軍人捐款的部份。在軍人捐款後,還有民眾捐款的碑記。在民眾捐款的碑記中,有以船為單位的船號。這種以船號為單位的捐款,在現代修建的後宅三山國王廟也可以看見。鄭振滿老師在當時曾經提示說:「這是傳統漁村社會的社會結構」。除此之外,我們也發現商號的捐款。這些捐款碑記呈現南澳社會多元的樣貌。南澳的社會並非只有軍人。商人、船號等也參入其中。
  相應於島嶼環境,南澳的漁業相當發達。南澳島上出現了幾個相關的碑記,〈港規碑記〉、〈奉廣東督撫兩院會禁雲澳網椼碑記〉開頭就呈現了民政系統處理當地民眾糾紛的狀況,展現了民政系統在南澳運行的狀況。此外,〈奉廣東督撫兩院會禁雲澳網椼碑記〉也呈現到了雍正年間,鄭氏在當地的勢力依然存在。就算當時鄭氏王朝已經為清朝所消滅。但是,鄭氏在南澳的勢力並沒有消失。鄭氏家族在南澳早期的歷史相當重要。明末時,南澳一直是鄭氏家族的根據地之一,南澳現在也還存著鄭芝龍牌坊等遺址。這些都呈現南澳與鄭芝龍之間的關係。
 

結論
  這次的南中國海研習營讓我磨練發現問題的能力,如何從成堆的文獻,與複雜的田野實況中發掘問題,進而解決問題。其次,也培養了田野調查的敏銳度。我認為田野調查需要一個敏銳度,才有辦法發現問題,並且得到意外的資料。這種敏銳度是需要練習的。這次的田野研習營就是提供這樣的一個練習機會。
  此外,在田野的過程,人群的交流、移動,不同人群的社會組合,是我不斷在注意的問題。如何將這些地域社會的案例與大環境對話,正如一開始提到科大衛的那篇告別華南的文章,如何在地域社會研究中,與大歷史、世界史進行對話,這才是研究地域社會的目的。在看過這些地域社會的狀況後,我想科大衛的看法是有道理的,也是地域社會研究必須注意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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