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野與文獻研習營:南中國海地區的歷史與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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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近世閩南文化研習營:田野與文獻」,2011年後更名「田野與文獻研習營:南中國海地區的歷史與文化」

2011「田野與文獻研習營」心得報告(陳續升 東海大學社會所碩士班)

 以社會學遭遇歷史人類學[1]

  若沒記錯,我應該是研習營的參與者中唯一學社會(科)學出身。之所以這麼自稱,並不是標榜自身的社會(科)學訓練有多「純正」,況且與會者以及教授們亦都比我熟稔社會(科)學諸理論概念。我想表達的是一個只受社會學訓練的研究生突然「撞擊」歷史學知識心靈時的茫然無措,這是極為濃郁且印烙於心的一種經驗狀態。這遭遇除了必然的需要學習適應之外,更重要的是處處存在著語言文字的不穩定性,即必須在這遭遇中有意識的將過去習慣的語言、文字、概念置疑,再重新的加以確認/認識。

  雖然,社會學的研究取徑多脫離不開歷史,我們亦關注社會現象的歷史根源、歷史處境,以及這些歷史性的因素所形成的社會結構。然而,社會學的訓練是鮮少從零開始的由茫茫史料著手,講得更明確一點,我們沒有處理紛雜歷史資料的經驗以及細密的分析解讀技巧。我們多是以理論觀點進行特定性的經驗觀察,關注的對象多還是當下的現象與社會狀態。因此,第一次「棄械」(將社會學擱置)的「深入敵營」的遭遇歷史,除了得煎熬的撐開自身知識心靈的廣度,從零開始學習歷史研究之外,更需反覆不斷的進行內在調和工作,思索社會學與歷史人類學的有機結合。

  總而言之,我認為這次參與研習營的心得收穫有三,一是學習歷史人類學如何做研究,第二是我嘗試把握並歸結出歷史人類學的理論觀點[2],第三是反身檢視社會學可從歷史人類學那學到什麼。

旁敲側擊歷史人類學

  我粗略將研習營整體的學習分為兩類型,第一來自於演講課程,第二類則涵括田野過程、綜合討論以及日常與導師的討論。演講課程所給予的知識內容,是我接觸歷史人類學的第一印象,它有效的給予了清晰的知識圖像,讓我感受歷史人類學研究所關注的對象與方向,與大歷史研究的知識立場異同,其思考的邏輯與觀點,以及最實際的解讀民間文獻的技巧與經驗。

  演講課程對於我來說開啟了一套新的研究視野與方法,但駑鈍的我並未就此明白,這也正是研習營安排田野調查的意義所在。在田野調查以及與導師的討論過程中,我企圖旁觀/學習導師們如何觀察,以及如何串連繁雜的線索,如何批判性的解構社會建構物,如何推論並結合成一貫穿的敘事。實做的過程,非常明確的感知到課程中所講述的各種知識與技藝,並在實做的過程才真正的更深一層的貼近結合田野與文獻的思路。

  以下先簡述我格外受啟發的幾講課程。宋怡明老師在「國家、地方社會與歷史:方法論與田野資料的辯證」兩講中,以生動的例證展示了國家在民間日常生活的作用力,並以此提醒著我們須理解「上」和「下」之間的關係,並且更為重要的是還必須理解「上」和「下」共同的邏輯。於是我以為區域史、地方史研究便不僅僅是強調特殊性,而更需注意共通的普遍性面向,也因此宋怡明老師特別引用傅衣凌先生的話語「田野是為了以小看大」,即以地方的情境來討論大歷史。而我們在書房面對的文獻資料也不再能視為孤立的文本,而必須放在一地方脈絡中,策略性的去思考文獻的創造對地方社會的影響。

  劉志偉老師在「族譜解讀」一講中,漂亮的示範了閱讀族譜之技藝。在講授課程之前,我是無法想像族譜做為一種歷史資料,也就是說它是被我屏除在研究之外的文字。然而劉志偉老師則迫使著我重新的認識族譜,其認識的方法除了將族譜與宗族研究的諸議題結合,還帶領我們進入了族譜創造的邏輯情境,賦予族譜一個鮮活的社會位置與社會意義。並且,劉老師還分享了眾多解構族譜與宗族的經驗觀點,並提示著我們宗族並非是一穩固的整體,而以建構論的角度檢視其動態的結構化過程,在此觀點之下族譜是俱備著某些社會作用。因此該問的不是「編族譜是因為什麼社會需求?」,而該轉而問「為什麼有某種社會需求時,便會編族譜?」也就是說,族譜的解讀旨在思考「創造文本者是在什麼情境中,為了什麼『目的』與『需求』,而選擇甚麼樣的方式/辦法」。

  黃向春老師在「鄉村禮儀」一講中,將我們在地方社會中可能見到的民間文獻以及現有之研究進行了類型學的細緻介紹,並將鄉村禮儀定調為一種複合的文化展演,這也頗具啟發的指出觀察的重點不在於儀式的流程,而是儀式背後所代表的人群之間的關係。

  程美寶老師在「口述傳統與口述歷史」一講中,詳細的解釋了口述的傳統及其社會認識。在介紹口述史研究方法與應用時,更具啟發性的將口述文本與歷史真實做了區隔,指出口述文本自身所存在著限制,口述文本僅能視為一種歷史詮釋的文本,它是一種歷史記憶的文字化,其徵引的限制也僅及於此。口述文本不能單獨的作為歷史材料,而需要搭配著其他的歷史材料進行考證。

  黃挺老師在「碑銘資料的蒐集與解讀」一講中,針對碑銘進行了不同研究視角的解讀,並且提示著我們需注意碑刻很有可能會被改動過(尤其是載於方志中)。黃老師特別提醒著我們碑銘無法單獨的使用,需注意碑銘敘事的歷史過程,是不同時間和不同人群的記憶與表述,因此須放回文本產生的社會歷史背景進行理解。

  陳春聲老師在「閩粵交界:王朝制度與海上活動」一講中,分享了其長期關注閩粵的這塊海域的研究精粹,從海域上的活動(貿易或走私)追溯陸地上的人群生活;以及國家制度如何作用在他們的身上,影響著地域人群的選擇與社會生活樣態。透過陳老師精彩的史料敘事,我認為最啟發的是其「觀點」,他並未受限於政治地域的區分,從而以邊陲經濟的視野重新的檢視區域之間的活動連結,每一聚落村莊皆無法單獨檢視,而必須視為一體,是一共同且完整的歷史處境。

  鄭振滿老師在「民間契約文書的收集與解讀」一講中,將契約文書放為其產生的處境進行理解,格外啟發的指出契約未必是字面上的解讀,更需注意其法律文書的性質,其功用是用來保障雙方,因此契約是在特定的制度背景下創造的。就解讀的方法,鄭老師歸結三種視角,文獻學、制度史、地方史,以此提供我們契約文書的多重解讀之可能性,這亦顯示鄭老師認為契約可放在不同的脈絡中進行多角度的理解。

田野之後的體悟

  藉由上述的課程以及實地的田野與討論,我逐漸的體會出較為立體的歷史人類學研究方法與理論觀點。

  第一,我必須釐清「田野」之於歷史學的方法意義。首先,「田野」所指的並非人類學的方式,歷史學做田野雖然也會跟地方建立起長久的信任關係,然而因為關注的對象是過去與過程,於是田野的主要目的則是透過實地的走訪找尋文獻的血肉,以當下的地方情境去設想推論歷史文獻之於地方的意義。其次,我感覺「田野」之於歷史學,有著馬克思主義式的下層建築視角,預設著自然條件將影響著人類的活動並約制著歷史的進程,人類的生活方式是取決於他們已有的和生產方式,生活方式將受這些下層條件的作用與約制。最後,「田野」之於歷史學有著更具開創性的意義,那便是透過實地的田野將會發現大量的民間文獻,包括廟宇、碑刻、宗祠、牌位、匾、族譜、禮儀書、契約文書等,每一項資料都須具備著一種特殊的解讀技巧,然而這些都不能分而視之,必須在地方的脈絡下視為一完整的歷史。

  第二,雖然宋怡明老師曾批判性的認為華南學派(歷史人類學)缺乏理論,然而我倒認為在討論的過程中可以很明顯的感受出華南學派是存在著一些共同的理論觀點,這些觀點影響著其成員各自的研究關懷。當然,我這門外漢在幾天內所掌握的粗淺認識,是不足以把這問題細緻論證,我僅能列舉出幾項我所觀察到的「共識」,在共識的背後多可嗅出一些基本假定與理論觀點。

  最基本的且一再重複的主張是「以小看大」,即以地方的情境討論大歷史,這論點尤其著重國家-地方的對舉,細究這組概念的互動關係。然而,我認為這樣的說法容易流於「好像說了什麼,但也什麼都沒說清楚」,甚至很可能會讓人誤以為一切的民間文獻或小地區歷史都該無限上綱的推至大歷史的層次上解讀。之所以如此,我認為主因是華南學派所關懷的「經驗事實」非常廣泛,這導致了須得先確認是在什麼樣的「經驗事實」層次討論問題,才能顯現出符應的「理論觀點」。無論是時間向度上的長時段(涉及明清至現代),或是空間向度上的多元範疇(從一個村到跨村,再到一區域、王朝邊陲、王朝視角等),其分析經驗事實的觀點存在著豐富且多元的層次之別,必須視研究的「對象」以及其反映的「問題」而定。不同的對象範疇在不同的歷史時段,其文獻解讀所拼湊出的圖像解釋的是不同層次的歷史,而非簡單的從自然村、地方就跳到國家、王朝制度。

  再者,華南學派的觀點非常關注各種人群的組織,以及人群之間的網絡連結形式。然而,歷史人群是難以直接的認識,這也是為什麼必須盡可能的蒐集多樣的歷史文本(民間文獻),以此盡可能的拼湊把握。這也顯示在華南學派關注神廟、儀式、灌溉系統、宗族等組織,並非停留在組織運作的認識,而他們思考的是在這些社會組織背後的人群群體,人群是在什麼樣的生活條件與資源下受了什麼樣的歷史結構性限制。需注意,這並不意味著華南學派是持穩固的結構論預設,他們實際上將結構限制視為一個認識的條件與基礎,在此之上更重要的則是注意「小範疇」的能動性與「弱者的武器」。無論是結構論或是行動論,華南學派在意的還是在調和二者之後,找尋/歸結出在某個特定歷史情境之下(無論是國家亦或地方)的共同邏輯,這很可能將會是具有理論意義的普遍性效力。

所思所感

  這次研習營的學習過程中,我一直抱持著「之所以來,便是要學自己之前所不會的」態度,雖然在討論內容時,常感到細緻的歷史案例未必與我所識的社會學產生關聯,但也深感唯有每天浸泡在田野之中,與老師討論諸田野所呈現出的歷史問題,才能對於歷史文獻思考有所感覺。

  我認為在田野中發掘到的每一類型的文本,都能給予我們一種片段式的歷史認識與理解,然而每一類型的文本也都存在著難以過度推論的限制,並且單一類型的文本很可能只能討論某一些特定的歷史問題,而無法給予一個更立體全面的歷史認識。於是,在研習營中最具啟發性的便是在於:盡可能的開發各種不同類型的文本資料,當然這必須具備著更多元性的解讀不同類型文本的技藝,而這是能更全面性的對地方社會進行理解的第一步。

  進而反思,我以為社會學研究也同樣的存在相同的問題。社會學訓練的研究方法所能處理的資料文本,必存在著解釋問題上的限制,這亦反過來約制著社會學問問題的方式。在研習營中啟發了我,須將「研究資料」所涵括的內容豐富化,這同時也很可能可以幫助我們開展出更具開闊視野的研究問題。

  生活中的一切事物,很可能都可以成為一種新的民間文獻(文本),但很可能同時也得具備一種新的解讀觀點與技藝。其中唯一的共識便是,研究的史料必須安置回當時的文本生產過程之中,盡可能的去想像文本內的世界。文本的生產原意不是要給予我們進行研究,它自有其當時的社會意義與作用,研究者必須要把握著這些文本所承載的意義與作用,即一種再現當時社會心靈的可能。從這研習營中所浮現/繼受的啟示,其實是一種研究地方區域史的「真理」,它已不僅限於歷史學或社會學的學科框架,而是知識上具普遍效力的認識態度與觀點。



[1] 我粗略且不成熟的將「歷史人類學」理解為:結合文獻與田野,善用田野調查的歷史研究。

[2] 這裡我將「理論」的建構理解為一種陳述,一種說法,或者說是一種解釋,一種對於經驗事實的陳述與解釋;而「觀點」則指的是看待經驗事實的方式。